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特点、价值与启示
范国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教育研究者多集中于引介美国“先进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往往反应的是美国专业研究人员眼中的美国教育，但是很少有人从美国公众的角度审视美国学校教育系统，更缺乏对美国研究机构跨年度、大样本、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民意调查的引介和研究。据我们所知，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是美国历史上较早的、历时最久的、最成熟的、影响最为广泛的专业性教育民意调查。我们在此介绍这项民意调查的特点与价值，希望能推进国内对美国教育的深入认识，并为国内的教育研究界带来某些方面的转变。
对中国教育学者而言，《卡潘》（Phi Delta Kappan）可能并不是一个陌生名字。卡潘1是美国最优秀的教育机构之一，成立于1906年；《卡潘》是卡潘机构旗下的一本著名教育杂志，是美国引用率最高、在全世界有特定读者群的教育类杂志。卡潘在美国各州和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服务机构。从1956年起，其国际总部（即卡潘国际（Phi Delta Kappa International）设立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市。卡潘国际，致力于服务全国社区中的教育者和公立学校，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从公共利益出发，维护与发展民主生活的方式。作为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合作伙伴，从1969年开始，《卡潘》在每年出版的一期杂志上发表当年的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报告，从而成为美国教育舆情的风向标。
美国公众每年都非常期待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报告的问世，这项历经40年的民意调查在美国受到广泛尊重。不过，也有人不满意这项调查。多年来，这项民意调查的结果称公众给当地公立学校较高的评价，针对这项调查结果，美国前教育部长评论说，“如果人们继续认为他们的公立学校很好，就永远不会产生教育变革的需要”。不管怎样，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前辈一定没有想到，这项跨越40年的民意调查，已经在各个方面日趋于成熟，并在美国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从20世纪60年代末至今，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已经跨越了40年。在这40年中，这项民意调查的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变化。在经历了赞助商的变更，撰稿人的更迭，美国教育问题的演进，调查内容的变迁，以及调查方法的更新之后，这项民意调查日趋成熟。今天，它的特点与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不仅受到美国社会、政府、教育研究界的瞩目，也吸引着我们这些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教育领域不断发展的有识之士的目光，启发着我们的思想与行动。
一、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特点
这项民意调查所具有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多年积淀下来的传统。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专业性与开放性
这项民意调查的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和它密切相关的关键人物和机构非常专业。乔治•盖洛普是20世纪最伟大的民意调查专家、他创建的盖洛普组织是美国最著名的专业民意调查机构。由他主持的教育民意调查从调查技术的专业性上来讲没有人会质疑，况且他还非常关心美国的公立学校教育。CFK有限公司总经理的布雷纳德曾经任凯特林基金会拨款部（grants division）主任的经历，以及他本人的研究兴趣使得这项由CFK有限公司赞助的教育民意调查从管理和研究方面具备很强的专业性。最不能忽视的是CFK有限公司的创建者查尔斯•F•凯特林二世，年轻时在科罗拉多大学取得了教育学硕士学位，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眼光、懂教育、关心美国公立学校发展的投资者。由于他们以专业的水准和专业的精神开创了这项事业，后来者也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将这项民意调查发展成为美国最具专业性的教育民意调查。
这项民意调查的开放性主要体现在民意调查问题的确定、受访者的回答、以及调查问题与数据的使用三个方面。首先，在这项民意调查发展的早期，每年都会如期举行由全国专家组成的民意调查筹备会议，民意调查的问题总是在一个开放性的会议上经广泛讨论后确定的。后来，民意调查的设计者们开始从各地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那里选择要调查的主题、话题和问题。其次，这项民意调查不仅包括很多开放性问题，而且即使在回答封闭式选择题的时候，受访者也完全可以提供一个设计者没有想到的答案，这类答案被称为“自行标注”（volunteered answer）。再次，卡潘承诺各地教育民意调查机构和学校管理者可以免费使用盖洛普教育调查中所提出的问题。而且，公众可以使用这些报告中的数据和信息，它们完全开放的、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引用者按照惯例注明信息来源，并且确保引用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即可。
2.科学性与民主性
乔治•盖洛普一生都在追求民意调查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具体到这项教育民意调查，几乎每年的报告都会给读者交代清楚研究程序、样本设计、样本误差、样本构成，以证明调查的科学性。正是因为调查样本具有代表性、研究程序符合规范性、数据统计力求准确性，保证了它的科学性，使它逐渐走向成熟与完善。
如今，这项民意调查从筹备到公布结果形成了一套基本的流程。2每年一月，民意调查的设计者们开始从教育者和政策制定者那里选择要讨论的主题、话题和问题；三月份，召集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负责提出建议、筛选主题和设计问题；四月份，确定最终主题，并从民意调查资料库中确认过去是否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同时草拟新的问题；五月份，民意调查的设计者们会复核问题的设计，检查它们在表述上是否存在问题，或者是否存在提问顺序上的偏见；六月份，将最终确定的调查问题编入计算机辅助电话采访系统，然后开始电话采访并收集数据，整个调查都经过了编码，而且最终的样本选择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经过了前期调查，七月，统计出具体的研究数据，其他内容刻入光盘作为资料保存；八月份，调查结果向新闻媒体、《卡潘》的会员、国会成员、各州的督学和其他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公布；九月份，报告全文在《卡潘》上发表。
这项民意调查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全国范围内的民意调查本身就是一项民主实践。它的初衷就是反映全国公众对公立学校的态度。第二，对数据的分析和解释充体现了民主精神，以多数公众的态度作为基础判断民意趋势的同时，通过人口统计学分析，使每一类群体的态度和利益都能充分体现。既表达了大多数人的意愿，又避免了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民主暴政。
3.丰富性与针对性
这项民意调查的内容几乎涵盖了美国社会、教育研究界讨论的所有教育话题，同时直面美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所有真实问题，如教育公平（教育财政、残障儿童、教育券、学校选择权……）、教育管理变革（政府与学校关系、分权、公立学校体制变革……）、学校质量与效能（全国考试、国家课程、课业负担、公立学校评级、延长学日与学时……）、学生暴力与校园安全问题、学生吸毒、纪律问题、学校与社会和家庭的关系（家校联系……）、道德教育、品格教育、教师待遇、教育民意调查与美国大选等等，确实是深入洞察美国教育的宝贵资料。
1969-2008年民意调查报告给读者留下一个深刻印象，那就是报告中问题数目的变化。1969年民意调查一共17个问题， 2008年达到44个问题。尽管问题的数量增加了，但是调查的主题并没有显著增加。第一届民意调查的问题很分散，近几年民意调查的问题更集中，根据有针对性，而且一个主题下有多个子问题。例如，2007年民意调查有43个问题，14个直接与NCLB相关。
4．趋势性与时代性
趋势性是这项民意调查区别与美国其他教育民意调查最主要的特点。对重点问题的长期调查，为解释美国教育问题的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重要基准。不过趋势性问题的表述必须准确、统一，这是盖洛普组织坚持强调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问题发生了显著变化都会使趋势线变得无效。趋势性问题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为美国社会积累了宝贵的民意数据库。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说明趋势性问题的重要意义。
最好的例子是以下这个开放式的趋势性问题，“您认为您所在社区的公立学校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曾经，卡潘试图说服盖洛普组织不需要每年都问这个问题。但是，亚力克坚决不同意，他指出，如果卡潘不问这个问题，盖洛普组织就自己出钱赞助关于这个问题的民意调查，然后把调查结果交给卡潘。由此可见，盖洛普多么看重趋势性问题。
另一个典型的趋势性问题是“给公立学校评级”。这是一个最能调动公众积极性、也最吸引公众注意力的问题。
1974年第一次请公众给当地公立学校评级时，48%的人给当地公立学校评A或B，2008年这一数据为46%；从1981年起， 20%的人给全国公立学校评A或B，2008年这一数据为为22%；1985年起，公立学校的家长被要求给他们最大孩子就读的学校评级，那一年71%的人评A或B，2008年这一数据为为72%。这些趋势性数据削弱了美国社会中一个常见的观点，即公众对公立学校的支持在降低。这些数据反映出，公众喜欢与他们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学校，而给其他学校的评价较低。
这只是这项跨越40年的教育民意调查中的两个趋势性问题，我们相信本书中还有更多等待读者去挖掘的重要数据，以及更精辟地分析。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主题都值得进行追踪调查，调查所涉及的各个主题都具有时代性，都有可能过时。淘汰过时的问题，敏感地加入新问题是这项民意调查的设计者必然会考虑到的。例如，劳资双方的谈判、教师罢工的观点有它存在的历史条件。1969年民意调查问公众教师是否应该加入工会，从1969-1981年，一共问了四次，是否应该允许教师罢工。但是从1982年之后，民意调查就再也没有关注过劳资双方的谈判与教师罢工的问题。同样，2003年，这项民意调查开始关注公众对NCLB的看法。2007年民意调查有43个问题，14个直接与NCLB相关。从2003年到2007年称自己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这项法案的人口比例从24增加到54%，2008年的调查中虽然减少了有关NCLB问题的数量，但是仍有45%的人称自己非常了解或比较了解这项法案。
二、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价值
尽管卡潘每年都会谦虚地指出这项民意调查具有两方面的价值，（1）提醒决策者注意公众对各种教育问题、计划和政策的态度变化，（2）调查数据作为一个全国基准（national benchmark），任何社区都可以用这些数据与当地的民意状况进行比较，我们还是无法用三言两语就解释清楚这项在美国家喻户晓的教育民意调查的全部价值。鉴于此，笔者就这项民意调查的核心价值总结如下。
1. 创建教育民意平台，反映美国教育舆情。
美国大部分公众都经历过学校教育，对教育问题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独特见解。这项民意调查为美国社会创建了一个教育民意平台，使美国公众可以自由地表达出他们对美国公立学校的意见和看法。这个平台能够真实而全面地反映美国教育舆情的现状和变化。它既能反映出美国公众对各种教育问题的总体看法，也能反映出各主要群体的态度倾向，以及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公众可以使用这个全国性的教育民意平台，了解其他公众的态度，他们与自己的态度差异，自己的态度倾向在全国所占的比例等等。这样可以使个人和各群体全面了解其他人、其他群体的态度，有利于纠正自己由于信息不畅而形成的偏见，在今后更加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整体上促进美国教育发展的舆论环境更加理性。
2.积累民意调查数据，服务美国教育政策。
过去多年民意调查所积累的数据已经形成了数据库，教育政策制定者和教育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个数据库来追踪民意的变化和趋势。它的价值是无法衡量的。一位研究者称其为“无价的宝藏”。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民意调查数据能够给政策制定提供信息。1983年，《国家处在危险之中》（A Nation At Risk）发表，这份报告呼吁延长学日和学年。1984年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多数美国公众拒绝这个观点。很多年过后，一些督学称，“如果卡潘早一点报告这项民意调查结果，我们就会省去很多麻烦了”。督学的反应引出了这项民意调查非常重要的一点：调查结果能及时地反应公众的态度，却不应该直接用来制定政策。民意作为敏感信号，能够提醒他们在推进政策的过程中更加小小心谨慎，并且意识到任何政策都需要获得民意的支持，但是民意调查结果本身并不应该成为放弃或采纳任何政策计划的原因。
三、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对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启示
虽然布鲁斯一再强调要谨慎的对待这项民意调查的数据，不能直接依据它们来制定教育政策。但是，作为中国的教育政策研究者，我们对基于民意调查的教育政策的渴望可能是他们无法理解的。简单的解决方案通常容易获得政府的青睐，而民意调查在政府看来是非常麻烦的差事。我们无意在这里对中国宏观教育政策进行评论，但作为深入了解过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的教育政策研究者，我们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宏观教育政策研究在不久的未来发生以下四种转变。
1. 视角转变：从专家视角转向公众视角
这项民意调查给我们最大的冲击在于，它完全是公众视角，或者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从公共利益出发，维护与发展民主生活方式。在我国，教育政策的走向除了受到政治家的左右，在其身后往往还有该领域学术权威的身影。其实，这在世界各国也很普遍，只不过，西方现代民主国家同样重视教育政策的民意基础。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传统更倾向于从专家的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不过，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公众对于表达他们对教育问题的看法的愿望会越来越强烈，教育政策研究从专家视角转向公众视角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2. 思维转变：从观念碰撞转向数据证实
在美国，一项教育政策出台有各种机构的研究报告作为支撑，没有调查数据证实的政策建议是不可取的，这是美国各级教育政策机构的决策的底线。而国内的教育政策研究者更喜欢印证和争论观点，却很少花大量的时间用数据证实自己的观点。有的研究者以难以获得重要研究数据为由，甚至以怀疑数据的真实性为由，将自己的研究停留在观念大战上。研究者的个人观念很难避免偏见，在观念大战中胜利一方的政策建议如果被决策者采纳，往往很难继续它在观年大战中的辉煌。归根到底，这是研究思维的定式。多年来，国内学者对美国教育理论的兴趣来得更大一些，而对充满数据的英文文献往往不以为然。其实，在笔者看来，想要更全面、深入的剖析美国教育，这些数据类文献的价值更大。通过这项工作，我们希望国内教育政策研究者能够转变思维，从观念碰撞转向数据证实。
3. 方法转变：从坐而论道转向实地研究
浏览国内学术杂志上有关教育政策研究的论文，我们会发现“坐而论道”似乎成为了一种“时尚”。 而“教育政策研究室”中聚集的政府智囊和学院派专家更像是在回答“策论”，而不是做研究。坐而论道是古代文人的传统，只不过这种研究问题的方式只能使研究者离真实的问题越来越远。指望教育政策研究在学术期刊上得到发展，指望教育政策问题在“教育政策研究室”中得到解决，并不容易实现。实地调查往往是发现政策问题的第一现场，国内教育政策研究者只有越早地从书房和研究室中走出来，我们才有可能越早看到有价值的、真正能解决问题的教育政策研究成果的问世。教育政策研究者研究方式从坐而论道转向实地研究刻不容缓。
4. 功能转变：从建构理论转向服务实践
教育政策研究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研究者所具备坚实的理论功底和跨学科研究的能力都是为实践服务的。目前，国内教育政策研究界主要还停留在理论建构阶段、甚至还在研究有关教育政策的元理论。我们并不是完全漠视这类研究的价值。不过，教育政策研究的价值在于解决教育实践问题，而不是拿来装饰理论的。教育政策研究从建构理论转向服务实践从根本上讲关系到教育政策研究存在的意义。以美国为例，他们对教育政策元理论的研究非常少，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只有解决实践问题，教育政策研究才能得到资助并生存下去。虽说，国内的教育政策理论研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但是社会资源不会支持一个对实践影响力微乎其微的研究领域生存下去。因此，国内教育政策研究是时候该思考从建构理论向服务实践的功能转变了。
通过对这项民意调查的研究，我们发现，要在中国本土进行专业性的教育民意调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充沛的资金支持。就连卡潘/盖洛普教育民意调查也曾经因为资助经费问题而差点结束。因此，要进行这项耗资颇多的民意调查，必须找到稳定的赞助商或政府财政支持。第二，专业性的团队。这里的专业包含教育、调查技术和管理三个方面缺一不可。第三，可以信赖的出版机构或公布渠道（如互联网）。教育民意调查的最终报告只有公开发表才可能扩大影响力与公信力，因此就需要找到出版机构作为合作伙伴，长期支持调查报告的出版。
我们判断在未来一段时期，国内教育民意调查有可能得到快速发展。从政府决策机制的变革来看，据笔者所知，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利用民意调查了解公众对特定问题的态度，帮助政府进行决策。从民意调查技术的发展来看，随着中国互联网用户比例的增长，以及网络民意调查技术的进步，技术上已经解决了传统民意调查的许多难题，如大幅减低了民意调查成本，减轻了问卷回收和数据统计的工作量等等。笔者注意到，许多专业性民意调查网站的出现，以及一些门户网站设计的民意调查话题都为国内民意调查时代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1卡潘与卡潘国际其实是同一家机构，因为卡潘在世界各地都有机构，所以通常称其为卡潘国际。
2参见William J. Bushaw & Alex M. Gallup. The 40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J]. Phi Delta Kappa, 2008(9):19.
（文见《教育发展研究》2009年第1期，正式发表时有所修改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