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做人”传统与学校变革的文化求索

黄书光/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 200062）

摘要:探讨“立德树人”，不能不回眸儒家的“成人”之学——“仁爱德治”及其教化机制；这一思想固然受到近代“西学东渐”的巨大挑战，但同时引发有识之士的理性回应和对儒家“做人”精髓的刻意坚守。如何在复杂剧变的全球化时代坚持学校变革的“文化自觉”，探索个性化的学校文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儒家做人；学校变革；文化求索

探讨当代教育的根本任务“立德树人”，不能不回眸儒家的“成人”之学——“仁爱德治”思想本源及其教化机制的理性建构，不能不追溯近代“西学东渐”的挑战、回应与有识之士对儒学“做人”传统的坚守。如何在复杂剧变的全球化时代坚持学校变革的“文化自觉”，探索学校文化建设的独特个性，无疑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儒家“仁爱”之学及其“做人”准则之所以能够浸漫于整个社会，除了历代名儒倡扬和制度化的学校系统保障之外，还在于其丰富多彩的非学校教化组织系统之理性建构。

儒家“仁爱德治”及其严密的教化系统契合了中国传统家族本位主义与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需要，但在近代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它并不能给专制帝国提供永久的精神庇护。“鸦片战争”的炮火和“西学东渐”的浸染开启了先进中国人瞭望世界的窗口，迫使国人不得不进行艰难而漫长的教育现代化探索。我们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不能不留心“全球化”陷阱。

“全球化”固然带来的多元文化生机，为国人的自主选择和创造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但“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着的西方价值导向，以及相伴而来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膨胀，提醒国人要特别注意国家身份的认同、民族精神的弘扬和文化传统的坚守，秉持科学理性的“文化自觉”和扎根本土的育人信念。概言之，每一个学校都因缘于自身的历史传统、现实境遇及其突出问题，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其办学风格，但关键是要从“文化自觉”高度进行价值提升，突显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做人”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教育发展研究》201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