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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学术活动月：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教授在“服务决策 服务民生”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现阶段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厦门大学副校长 邬大光教授

决策研究首先要把握教育规律

我们国家决策的现状使得我们这些做研究的人，真要把我们的研究为教育决策服务非常难。我们主要是服务大学的管理决策。至于上升到高等教育决策或者教育决策，还有一定距离。

我们今天探讨高等教育决策或者教育决策，包括服务民生，根本问题还是要探讨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律与科学。如果搞不清楚高等教育规律与科学，再加上目前的决策程序，就谈不到决策。在不同教育领域当中，作为系统的、作为体制的教育、高等教育的科学规律是什么？作为一个学校组织，如“985”高校、民办学校、中学、小学，这里面的管理科学是什么，如果你不熟悉，你就无法做决策。

今天的学校和20年前的学校、和50年前的学校，今天的教育和50年前的教育又有什么区别，这是必须把握的。今天在市场机制条件下，政府不应该具体办某一个学校或者办某几个学校，最多办某一类学校，而是办教育，我认为是教育观念或者职能转变的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政府从办学校转向办教育，相当于大背景式的转变，在计划经济下政府可以办学校。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总体是办教育。

决策研究要紧贴现实问题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两大主题，一是提高质量，二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这是总体上规划纲要定的。就世界范围内来讲，在高等教育研究中有两个是黑洞，一个是关于质量，一个是关于办学成本或者财政投入。这是整个高等教育研究中两大最难解决最难克服的问题。无论是规划纲要，还是十八大报告里面都在讲质量这个话题。从决策角度来看是一个最重大的研究项目。

高等教育质量是多样化的，解决高等教育质量多样化问题应建立在分类基础上。分类又没解决，质量标准又解决不了，成了一个怪圈。在这个话题上，也是对我们所有研究高等教育或者研究教育的人的一个挑战。实际上我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认识，相当于过去对社会形态的认识是一样的。作为社会形态来说，一直把共产主义当成一个终极目标，是一个理想、一个期待。把这样一个比喻套在质量上，我们不应该让质量一直成为一种期待，成为一种理想。质量到底是什么？我把它定义为，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底线标准，而不是一个终极目标。

实际上从决策角度上来说，在研究高等教育质量的时候，一定要把高等教育的质量底线这个命题搞清楚。到至今为止，在国际上也没有关于高等教育的质量标准，从国家层面没有，大学层面也没有。因此，我们如果能够把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或者底线标准确定出来，我认为既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也是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贡献。从管理层面而言，从决策层面而言，质量应该是一种可以操作的标准。尤其是从保障角度来看，需要一个质量底线。这种保障需要一个相对可操作的标准，教育质量、高等教育质量应该是有标准的。而且这个标准，我认为应该可以做的出来。高等教育质量标准既是理想追求也是制度保障，同时更是可操作的实践模式。

决策研究要创新研究方法

这对教育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首先从理论层面上说，高等教育质量可以分为上限和下限。上限属于理论抽象，质量是教育的生命线，是教育的永恒，有了学校就有了质量，就有了质量意识等等。这是属于质量抽象表述，属于质量上限，精神层面的。底线是在大学实践中可以操作的，且不可突破的底线。如何构建大学质量底线问题？在解决大学质量底线问题的时候，不同的学校不同地区可能会有不同的方法。作为高等教育质量底线，完全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数据统计做出来。

大学质量底线的把握更多应依赖于科学的数据统计，通过大量统计规律，来寻找影响质量的基本因子。并通过揭示对质量因子之间的内在关系，使我们对教育质量的认识，不断接近于教育质量本质的内涵，并以此为基础，通过构建因子状态数据。通过分析这些状态数据，给出一个相对质量保障底线。

作为一个国家质量体系的高等教育质量标准，可以从更宏观的层面上来做。作为一个学校，可以从一个学校的层面上具体来做。如果你做不到这样，就谈不上决策的科学性。你所做决策实际上它不是决策，或者即使是决策，也是假决策而不是科学的决策。

教育决策研究要有国际视野

第二个话题，今天的大学里面说不清楚的事太多，大学分类说不清楚、大学质量说不清楚、大学设多少院系，怎么设院系，也说不清楚。如，目前高等教育管理和决策中一个大的话题-2011计划，也与决策有关。目前，国家推动2011协同创新，在英文里面找协同创新还很难，始终找不到。我想有一个词是可用的，叫合作或者叫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现在我们国家在做2011计划的时候，虽然说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或者地方和学校、企业和学校或者跨国合作。说的是三位一体，但是做的时候都是在讲科学研究的跨学科。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从开始一起步就有点偏。这个项目放在科技司管，所以现在所有“985”高校在做2011计划的时候，都是在科技处管。协同创新本质是人才培养协同创新和科学研究连在一起的，或者说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或者跨学科是科学研究协同创新的基础或者本质。从高等教育发展史上来看，从世界大学发展史来说，也是从人才培养跨学科而开始的。
霍普金斯大学成立医学系是最早的跨学科院系之一。因为有了跨学科人才培养组织建构，才不断形成跨学科的科学研究，这是基础。现在美国大学里面，跨学科的机构不仅出现本科阶段、硕士阶段，也出现了博士阶段。2011计划相当于我们国家第三代领导人对高等教育一个重大期待。这个决策是非常好，但是从一开始却走偏了。这类问题在中国教育决策当中太多了。

教育决策研究更要立足中国的实际

在中国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常会出现偏差。如民办高等教育划为盈利和非盈利，又可能从一开始就偏了。西方国家的教育体系或者高等教育体系可以分为公立和私立，这样一种发展过程，是一个国家教育体系成熟的体现，是一个国家教育市场机制成熟的体现。中国民办高校分为盈利和非盈利是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终极目标，再过20年、30年、40年，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划分盈利和非盈利。但是在现阶段，作为一种政府决策和国家政策的时候，划分为盈利和非盈利，在实践当中就是推进不了。在当下我国教育体系和各种教育制度的背景下就是一个死结。我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来说，最初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没有归到中国现阶段教育发展特殊性，没有归到现阶段中国民办教育成长路径的特殊性。

我们国家的整体发展，假设从一个国家层面发展来看，从政治角度、社会体系角度和经济角度看，都在走一条和西方不太相同的路。中国高等教育特殊性还是蛮多的。如学校的分类，包括民办学校分类就是一个特殊问题。财政拨款和质量保障也是一个特殊问题，它与人才培养模式、与质量、与教育决策都有直接的关系。

前几天高教司又发了一个文，鉴于现在目前创业教育重要，所有的大学都要开创业教育课程，而且规定要设为必修课2学分。那么今天创业教育在世界最好的大学里面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在美国密西根大学120学分里面，创业教育已经占了平均9学分。我们国内大学最多是2学分，当然我们是创业教学的初级阶段，这些理解也可以。但是，我们在抓创业教育一开始，就对创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的位置，还是把握不准，底线是2学分，要根据学校的条件和学校水平加大创业教育学分，这样才显得文件有科学性。这也与教育决策有关，这里面包含的东西很多。

最后，我们做教育决策的时候，做教育决策研究的时候，需要考虑：第一，应该有决策的意识。第二，应该有进行科学决策的方法。这种科学决策方法，现阶段就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统计研究方法之上，而且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积累过程，否则教育学科科学性是实现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