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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学术活动月：“服务决策，服务民生”学术论坛专家论点集萃

2012年11月28日下午，我院围绕“服务决策 服务民生”，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学术论坛。论坛邀请了厦门大学邬大光副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院沈红副院长、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倪闽景处长、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杨雄所长、文汇报著名记者苏军担任发言嘉宾，邀请了上海开放大学王宏副校长、复旦大学高教所熊庆年所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领导研究中心戚业国主任担任点评嘉宾。我院马树超副院长主持了论坛活动，院领导陈国良、江彦桥、陆勤、张珏、胡卫以及各所所长、部门负责人和近百名研究人员一同参加这次论坛。

在马树超副院长介绍了各位嘉宾后，发言嘉宾、点评嘉宾就教育科研服务决策、服务民生的话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简要的阐述与感言。

邬大光：服务决策上档次

自己服务政府决策走过了三个阶段，一是服务理论，二是积极主动地服务政府，三是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认为目前已经走出了简单的主动为政府服务阶段，现在就做自己想做的，或者在工作实践中认为是最重大的问题，或者是高等教育领域当中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代表高等教育发展的大方向，但可能并没有马上受到政府的关注或重视，但是到这个时候，服务决策的能力和意识或者水平比过去提高了一个层面和档次。

服务政策或者服务政府部门最核心的是研究问题的方法是否科学，是否找到了你所要服务政策的领域、题目或行业，它切中了高等教育问题的本质、规律。当你做不到这么一个层面的时候，即使政府很看重你，你所做的也是层面很低的。

有些东西看似属于决策研究，实际上对决策研究没有意义。到现在为止，关于高校分类无论在国外国内，很难纳入到政策系统。因为高校分类完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一些学者，为了研究的需要，为了统计的需要，而从方法上来研究教育的思路。

研究者做的有些研究，目前是没有意义的，有些研究在中国没有办法做，这是其一。其二，你做了没有任何意义。第三，由于目前教育发展水平，我们的研究非常好，但是一种终极研究，而不是一种现阶段研究。第四，我们目前做的研究，既是讲服务决策，但是这种研究没接地气。我现在做的，就是不需要求人，是身边最需要的，这包括一种价值判断。你认为今天大学最需要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质量，厦门大学人才培养和复旦交大北大目前有差别吗？没有差别。我只要把厦大搞清楚了，肯定跟复旦浙大北大都和厦大差不多。我在厦大摸清楚了，在厦大推广还很难做到，只能在我权利范围内局部推广。

沈红：关注重点、热点问题

我的题目是大学与民生，我们常说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房子，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跟教育有关最大的问题是大众的孩子受教育的问题，不是精英群体的孩子，因此我抓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学贫困生资助的问题。那是从1997年开始的，我们国家刚开始收费的时候就做了，为教育部决策也提供了很多帮助。第二个是有关自主招生的事情。高校学生司委托我做自主招生研究，起因是2006年、2007年的提案，意思是学校自主招生太不公平了，所以教育部有这个想法：这5%是往前走，走到10%？像复旦和交大完全自主？还是退后收回来？或者维持5%。我们在自主招生里面发现最公平的还是高考，我提了几个问题，我们把5%的学生拿进来，放到了95%的学生里面去，进校以后没有特殊培养。所以提了一个意见，歪才、偏才进来就变成了平才。

还有就是讲教师的问题，起因是2004年在国外时，国外有几个教师自发形成做一个学术职业改革的项目，他们2004年底找到我说希望我能参加这个项目。最后实现了18个国家加香港地区同时在做，在全球做了一个2万5千的样本量，做了一个学术职业的调查。定位是全世界的大学教师，不含高职高专。从这个数据发现，全球大学教师的工作时间中国40个小时，韩国53个小时。从其他的补充性数据调查发现，中国大学教师工资最低。然后分组为青年教师、老年教师等，像我们这样的教师是青年教师的几倍，香港是我们的19倍。 用一句话说明大学教师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是评价。

杨雄：聚焦立德树人

我谈两点。一是我服务决策、服务民生最近三年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完成了全国中央文明委成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体系；第二件事是按照七部委的要求，完成了全国家庭教育辅导大纲，这是作为一个官方文件下发的，成为全国的一个参照文本；第三件事，参加了上海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我是这个课题的秘书长。这三件事尽管也花了很多精力，也不一定要全是学术，但是也得到了很多关注。

第二点就是我今天的发言，题目是立德树人。最近在学习十八大，注意到了几点，第一点新上任的总书记代表中央常委出来讲了一段话，非常平实，其中也谈到孩子，最后有一句话，是我们要关心孩子的成长。这表明了中央领导高度关注青少年教育。尤其是十八大报告，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部分提出了立德树人这个问题，很多学者在解读，我也看了很多评论。我看出十七大提出的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一直到十八大概括的立德树人。这表明党中央教育理念的深化，党中央也看到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家长在成才观、教子观、家庭教育的理念方面出了一些偏差，过高的期待、过分的保护、过早的开发和过度的教育导致了现在独生子女一代出现问题。所以在十八大进一步提出了要立德树人。今天这样一个服务决策和服务民生的话题，教科院要进一步贯彻落实研究中央十八大的方针，要怎么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这是做人的标准，这是衡量人才的标准。所以立德树人指明了素质教育的新方向，可以为我们进一步将德育、智育结合起来，完成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的体系，做好大中小学德育的衔接开拓了一种新方向。

倪闽景：关注实践性研究

关于服务决策和服务民生，我觉得前面四个字可能是对研究部门来说的，后面四个字可能对政府部门来说的，通过科研部门提出好方向，然后在行政决策好一点，然后更好地服务民生。现在基础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高校到底是科研重要还是教学重要？基础教育到底是公平重要还是创新重要？所以在现在特别需要科研单位能够真正地做一些非常实在的研究，然后对整个决策在推行中能够考虑到更多方面，确保未来几十年教育有更好发展。

苏军：教研务必“接地气”

主题非常好，服务决策是高位的，主要提供给领导参考的，而服务民生是跟我有点相关的，在服务民生方面媒体是起了一个很大作用，但是你们对媒体是爱恨交加。爱的是能够发一点消息，尤其是能够发大一点。恨的是有时候媒体的报道也未必是完全准确的。

我们的教育改革是有利有弊的，但是我更加注重什么？更加注重的是教科院能不能把自己的成果真正地落地，接上地气。你们每年研究的东西很多，但是真正在学校里面，在家长里面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我想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服务民生当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能不能让你们的成果走向校园、走向家长，能不能让教师和家长走向教科院，能不能架起桥梁。

熊庆年：

刚才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作为一个服务决策的人，如何保持自己决策服务的科学性，还有更重要的立场问题，但是我有一点疑虑，邬老师刚才讲到的案例的时候是指有名的教授，那么一般教师的科研会是什么样？前段时间我写了一篇短文，这篇短文我是想了很久，为什么？瞿保奎先生去世了，他给自己一生下了一个断语，我不是学者，我只是一个学术工作者。为什么？我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精神自由，我没有做到，所以说我不是学者。那么瞿先生这样的人都反省自己，我觉得我们更多的人需要思考，确实我觉得邬老师坚持自己的立场，坚持研究的科学性，非常了不起。

第二个刚才他补充的发言又使我觉得有点悲观，只有校长、处长才能做，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很多高校研究所都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最近为学校做本科教育质量报告，问题就来了，不是校长、不是处长拿不到一些数据，我们为自己学校做的公开教育质量报告，花了90%的精力拿数据，各个部门都在控制，真是一种悲哀，所以我觉得不太乐观。

戚业国：

刚才邬老师说出了我们内心的感受，对于服务决策，我个人认为服务决策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为决策者找证据，决策已经定了，第二种解决问题，找答案，第三种为决策是找依据，这件事怎么去解释它，怎么去看待它。大学的任务应是做学理研究，侧重于提供决策的理论依据，解释现实。像上海教科院这样的机构应是服务于找答案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导向为主。政府及其内部的研究机构应该是服务于找证据的，服务于政策怎么被大家接受。服务决策这三类机构应该有各自定位，对大学来讲，如果是离决策层太近，大学的服务决策很难保持中立。

第二个观点服务民生，我赞成刚才苏军记者的话，服务民生连地气，了解民生。服务民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感情和立场的问题，如果不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无法体会老百姓的甘苦，不可能真正服务老百姓。

第三个观点，关于大学工资待遇的问题。其实中国大学的问题在于制度内与外的收入问题，中国未来大学的发展是规范收入，大幅度提高工资，斩断个人收入的通道，一系列不良之风都可以解决。

王宏：开放大学服务民生

假如把教育和民生挂起钩来，想提一个问题，教育本身是不是一种民生，然后教育怎么样服务民生？我记得现在赋予高等教育的职能变成四句话了，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引领文化。如果我们把学校当成民生一部分，可能有它的特别，加入“学校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民生”这部分，可能又有很多特点，这些特点是什么？开放大学很苦恼，既保持大学的一定特点，又能服务民生，怎么样来服务？

期待：倾听嘉宾的心声

上海教科院的定位就是智库和学府，双轮去做。一方面为党和政府决策，另一方面有一点学术基础的研究，要琢磨智库和学府两者之间平衡（杨雄）；坚持独立，影响决策，不但是服务要影响决策，然后是引导公众，扩大效益（苏军）；上海教科院影响能力已经超出上海市地域，但你们挑战性竞争性会有的，肯定已经在蠢蠢欲动之中，挑战很严峻。另外还有数据使用、安全性问题（沈红）；第一，感谢教科院对我们基教处的支持；第二，恳请教科院，包括大学和媒体，在很多确实没有超越发展阶段的民生问题上，我们需要听到各种声音，而不是一种声音（倪闽景）；无论作为一个研究机构还是作为个体的研究者，无论是在高校还是在其他系统，研究都是两个层面，一个是决策研究，一是个人兴趣。这两个之间比例无法确定，但是作为一个机构研究，即使是以决策研究为主的机构，高明之处就在于你是否能养几个自由研究学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品牌。作为个人研究也是同样，作为个人不管做什么研究，千万不要把你的性格丢掉（邬大光）；上海教科院服务上海教育决策，当然也为上海教育民生提供智力服务，贡献智慧。而且今天讲服务民生，民生总是关注弱者。在开放大学肯定是弱者，在教育类型里面成人教育也是弱者。所以我希望教科院服务于弱者，也希望教科院研究本身关注不要成为民生（王宏）；上天入地。希望教科院能够和大学保持互动，我觉得应用研究和理论研究要有借鉴，要经常吸收学术的新鲜营养。第二贴近实际（熊庆年）；学术研究和服务决策研究的矛盾怎么解决？我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人员上各自侧重，不应该用一个标准。第二点，因为你们的决策研究离决策部门很近，但是能不能更多倾听基层声音。能不能做基层的教育实践者与上层教育决策之间的桥梁，通过决策服务双方沟通，这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更大（戚业国）。

（以上内容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