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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升初”乱象，有治没治？

准备“小升初”，开支有多大？北京：8.7万元！“小升初”择校的热度有多高？北京曾经有“小升初”择校经历的家庭超过了8成……8月28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调研报告，历时5个月完成的这份报告显示，“‘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被逐渐模糊，隐性和变相的考试已经压倒了免试入学，以权择校、以钱择校、以优择校成为正式制度。”

许多家长说，“小升初”只要没有尘埃落定，对孩子，对家长来说，就是一场“战斗”。报告建议：按照国家《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将示范校高中的名额下放到每一所初中学校，从而打破“上不了好初中，就上不了好高中；上不了好高中，就上不了好大学”的“连环套”，是为“小升初”择校热降温的釜底抽薪之举。

“占坑班”真坑人

“金坑”、“银坑”、“土坑”……各个“占坑班”已经形成服务于北京市“小升初”的庞大市场。

1998年，“小升初”由统一考试改为电脑派位。一些家长不愿意孩子进入薄弱学校就读，重点校也不愿接受“电脑派位生”，于是出现以“奥数”培训为主的培训学校充当起替重点校选拔学生的角色。

很多学生从小学三年级起就经考试进入培训学校，此后数年，不断考试、筛选、排位，只有在六年级时排名最前的一部分学生才能进入重点中学。为了不被淘汰，小学生往往需要参加更多的培训班。激烈的考试竞争、沉重的学习压力、高额的培训费用使学生和家长苦不堪言。90%以上访谈的家长们认为“占坑班”是北京市“小升初”的“头号天敌”。

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占坑班”家长每年所花费用在8000元以上，多数占坑的学生都会选择2—3个左右的“坑”，而为了保证在“占坑班”顺利晋级，有家长还单独“攒班”（根据孩子学习需要，由家长自行聘请教师授课）。据估算，多数学生的课外培训费用达每年3—5万元，多的达6—8万元。

然而，据专家介绍，通过“坑班”实现晋级的孩子仅在10%左右，这就是说，约90%的孩子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之后，并不能如愿进入名校的大门。

报告同时指出，择校热与应试教育是互为支撑、水涨船高的连体怪胎。择校竞争必须增加区分度、不断下放和加深学科难度，使学科教育日益成为解题技巧和考试技能的严酷训练，将应试教育推向“竞技教育”的新阶段。奥数教育最为典型，这一原本作为少数学生发展兴趣的课外教育，已演变为高难度的“数学杂技”，成为“小升初”选拔的最重要的评价载体。

“小升初”政策演变

始于上世纪90年代，北京“小升初”政策演变历经了四个阶段。

1993—1997年，统一与特殊并存的“小升初”政策初露端倪。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被取消，强调各种竞赛成绩与升学脱钩。同时，择校的口子被放开，但严格控制择校的比例。

1998—2002年，“小升初”政策中第一次出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的方针。随着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入学方式多样化带来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

2003—2007年，北京市“小升初”政策首次提出坚持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方向，进一步缩小区域和校际差距。同时，接受“共建”单位职工子弟入学方式升学第一次直接出现在政策文本之中。

2008年—2011年，放权与不公平的延展加剧了“小升初”的矛盾。北京市“小升初”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的权力更多地被下放到了各区县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

虽然北京市教委出台的政策只提出就近入学和特长生两种基本方式，但各个城区出台的入学方式可达十余种。报告指出，北京“小升初”入学渠道纷乱繁杂，除包括“占坑班”外，“推优生”、“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等多种方式共存，还呈扩大趋势，而符合免试就近入学原则的电脑派位方式则呈现萎缩趋势。目前，通过电脑派位方式入学的学生比例，东城区约为44%、西城区约为33%、海淀约为40%。近年来各区县的“小升初”政策，一个重要的调整方向是扩大推优的比例，如东城区推优比例由2010年的15%上升为2011年的20%，西城区为30%，海淀区为13%。按规定，推优未能完成的名额由电脑派位来补充，但实际并非如此。校长反映，由于推优的可操作性太强，助长了给老师送礼、在学生中拉选票等不正之风。据知情人透露，东城、西城、海淀区推优名额中约30%是被占坑点招等择校形式占据的。

报告还指出，“共建”是具有北京特色的“小升初”政策，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是典型的“以权择校”。

北京超八成受访者认为“小升初”乱象严重

2011年7月—8月，21世纪教育研究院组织的全国“小升初”状况网络调查中，针对“您认为目前本市‘小升初’的问题是否严重”这一问题，62%的受访者表示“非常严重”，而北京的受访者认为“非常严重”的比例则高达85.3%，高于全国平均值。

公众认为治理“小升初”择校热需要多项措施合力解决。首选为“均衡教育资源，有效缩小学校差距”（79.8%），而“全面公开的阳光录取招生程序”（42.5%）、“恢复‘小升初’统一考试”（40.2%）分获第二、三选项。此外，被调查者强烈希望“实行校长、教师交换流动政策”、“严格定义就近入学的原则，并且严格履行此原则”、“取消义务教育阶段收取‘捐资助学费’的政策”、“规范培训市场，禁止培训机构与‘重点学校’勾结”。报告分析认为，公众对“小升初”乱象不满的重要方面，是政府管理职能的错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导致北京市“小升初”乱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转型、精英主义和名校情结的价值观，北京市特殊的社会结构等等，形成公众对优质教育和名校的强大需求。这一刚性需求与义务教育阶段巨大的校际差距，形成家长不得不择校的倒逼机制。名校竞争导致的不断提前掐尖、校外培训市场推波助澜，造成家长的恐慌和混乱。

报告建议，以2015年实现均衡发展为目标，确立和分解各项措施，确立路线图和时间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切实有效地解决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问题。

（文见《光明日报》2011年8月30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