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教育迷思
本刊编辑部 李纯
本组专题从幼儿园开始，历数当代中国教育让我们“纠结”因惑之迷局。而谜题的意义，并不在于给出答案。只要是探求的姿态，我们总在通往“破解”的路上。
2011年，有个流行词，叫“纠结”。
一个流行词，总是如此生动地反映社会变化与世道人心。与“郁闷”“愤懑”“痛苦”等不同，“纠结”说出来别有一番况味，小文青可以用之，大文豪亦可用之。只不过，有时我们说得轻松，有时我们说得沉重。
2011年，有很多事情也可以“纠结”，而学校的话题，当是其中之一。
临近年末，三件轰动一时的大事，都与教育有关。
一是16岁的北航博士张炘炀要求父母全款买房事件。张炘炀是少年天才，10岁时以510分的成绩考入天津工程师范学院，为全国年龄最小的大学生。2008年，13岁的他考入北京工业大学，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硕士研究生。
2011年，16岁的他被北航录取，成为全国最小的博士生。这一年，他要求父母全款在京买房。“我博士出来，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博士毕业有用吗?博士后毕业有用吗?最希望我留在北京的就是你们。你们应该为此努力。”
二是小学生绿领巾事件。2011年10月，西安市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的一些小学生，被发现佩戴了绿领巾。校方称，这些孩子暂时还不能戴红领巾，为鼓励其上进，为其发放了绿领巾。消息一经曝光，引起舆论大哗。大部分评论倾向于，“这是对孩子的一种侮辱和自信心的打击”。而媒体评论人王石川则认为，绿领巾是很傻很邪恶的教育暴力。
三是广东佛山小女孩被碾轧事件。大多数评论的声音，归结于“中国人的冷漠”，但把板子打在“道德”上还是有点简单化。留意过视频的人都会发现，18个过路者，很多人是熟视无睹悠悠然经过，甚至连短暂的“纠结”都没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见死不救可称冷漠，而这些群众呢?我想起一个词，叫做“群氓”。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不观”与鲁迅笔下的“围观”无甚区别，只是混沌地茫茫然地存在。那一刻，连痛苦的挣扎大概都没有的。有必要吗?没必要吗?切，与我有什么相干。
挽救群氓的任务?
夺走孩子尊严的无形之手?
让天才误入歧途的指挥棒?
是什么走到了歧途?
关于教育的重要地位，中山先生早有言之。某种程度上，革命者即布道者。他通过多年的布道发现，“唤起民众”是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而“唤起民众”的途径，离不开教育。他说：“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之中。”他又看见中国教育落后，愚昧者众，忧心忡忡，“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者百中无一，此人才安得不乏，风俗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
“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
完整的人格，完整的成就，包括什么？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民教育已走过62个年头。其中成就，自不待言。但目睹上述及社会种种怪现象，仍不免让人有所纠结。而于年轻人而言，“教育”的问题永远是进行时、现在时。过往校园中耳濡目染之 种种，现在社会中经历之种种，将来为子女忧思之种种，是如此深重地作用于一生。
本组专题是“编年史”，从幼儿开始，历数当代中国教育让我们“纠结”困惑之迷局。而谜题的意义，并不在于给出答案。因为我们知道，如前行中的祖国一样，很多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便有答案。
但只要是探求的姿态，我们总在通往“破解”的路上。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来北京大学演讲时，曾有一句话，在此与诸君分享：“教育的功能和理想乃是致力于照亮人性之美，这是高等教育的灵魂。”
这亦是“所有”教育的灵魂!
拼爹，从娃娃时代开始?
优游
拼不过就换爸爸?
这是凌晨4点，人迹寥寥的街道。
一大早，我就蹑手蹑脚地爬起来，洗漱完毕，骑车奔向本小区附近幼儿园。8点开始报名，但那时才去真是“不要活”了。果然，早起如此，我仍然只能排第四位。前面有几位大爷大妈轻摇折扇，放一小马扎，端坐于前。
在北京入园难，眼下已经成了年轻家长们的头等难关。以我为例，对这个问题就掉以轻心，这波排队已经算是重考。头一年，孩子入园，我也无知者无畏混进排队的大军。进得门来，先得考试，3岁出头的孩子，又懂得什么?只会哇哇地哭。这一轮下来，他很“自然”地，被淘汰了。
第二年，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孩子已经快4岁了，上幼儿园小班，还不是如田忌赛马所说的，“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吗?面试前(晕吧，幼儿园就开始面试了)的一个星期，我还带他恶补了一下唐诗，光“月落乌啼霜满天”就背了5遍。
之后，如开头所说，凌晨4点，我出发了。
娃表现得还不错。背了唐诗，排好了积木，很乖巧地跟老师说再见。那小样儿，说实在的，我看着心疼。为什么，这么小的娃儿，就要懂得“曲意逢迎”?在家他可是自由自在的。
回去等消息，一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录取的通知。
我悄悄地叮嘱家里所有人，千万别在娃面前讨论这件事。小孩子具备成人不了解的惊人的智商———旦告诉他，他会严重受挫，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落选?为什么“金榜题名”的不是我?我不够努力，不够聪颖，不够try my best?
对不起，我的孩子，抱歉让你过早地卷入了这场“游戏”。有人说，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但谁知，“拼爹”从幼儿园时代开始磨刀霍霍。
左邻右舍帮我分析过失利的原因：
一、没报亲子班。不少被录取的孩子，2岁甚至1岁多就上了亲子班。亲子班由幼儿园开设，相当于大学预科，享有“优先保送”的资格，不深谋远虑不行，二、不认识教育系统的人，据说，某某孩子的爸爸的某某同学就在本区教委工作，一个电话，摘定!三、赞助费额度不够。和家人商量后，我填了3万。但坊间的消息是，有一位威猛的家长，为了确保孩子入公立园，填了10万……
“血拼”如此，谁与争锋!
幼儿园便高配如此，将来呢?将来要面临怎样一场盛宴?
这里的“我”，是“我”，又不仅仅是“我”。问四邻，问了不下10个在北京工作多年、有正式北京户口、体面的职业和稳定收入的年轻人，都有类似困惑。而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写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显示，就全国35个城市来看，北京、深圳、天津、西安、南京、青岛、银川、成都、郑州九个城市超过三成公众认为入园难“非常突出”。其中，北京超过五成的公众认为入园难、入园贵“非常突出”，居35个城市之首。
北京公立园僧多粥少，与这几年的新楼盘大批建设，和城市人口激增有关。许多大型小区，人口以万计，年轻人多，孩子就格外多。可周边的公立园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一些名园，更是受众人追捧，成为特殊资源。
据新华网报道，当前大城市普遍存在学前教育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的问题。北京市幼儿园总量已从1996年的3056所减少到2010年的1266所，下降58．57％，其中一级质量标准幼儿园(即优质园)仅有383所；天津市内每个区也仅有二三十所公办园，南开区一些热门公办幼儿园报名人数和招收人数之比超过4：1，深圳全市有1000多所幼儿园，小班新生学位约7．3万个，但2007年全市新生儿达13．5万人，按3岁入园估算，供需缺口接近一半。由于供需失衡，各地公办幼儿园很“吃香”，但受招生数量限制，很多时候家长需托门路、找关系、拼背景。南京市一家知名公办幼儿园，只招80名孩子，却收到800多张“打招呼”的条子……
幼教资源的短缺是一个问题。由此衍生的，则必然和其他稀缺性行业一样，由“短缺”所引起的腐败。资源最后会流向何方?
2011年10月19日，这样一则新闻登上各大网站头条。说的是一个名叫西西的男孩，回家后向妈妈申请：“我换个爸爸行不?”原来，与小朋友一比较，西西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爸爸，竟那么平平无奇。他刚脱口而出，“我爸是厨师，会做饭”，就遭来同学们的嘲笑，“谁的爸爸不会做饭。我爸是警察，有手铐，你爸有不?”
幼儿园里玩拼爹?拼不过就换爸爸?
人类最初的净土，从此地就已蒙上尘埃?
“虎妈”还是“羊妈”?
进得幼儿园，不等于万事太平。
现在的初级教育，连父母一起绑架。一个家长告诉我，他们幼儿园规定，孩子得上交一个可以用来贴在墙上的物品，做主题墙用。思来想去，树叶最合适、最象形。于是，夫妻俩黑夜里出发(北京城区大，下班到家—般7点，吃完饭怎么也得八九点)，沿着小河岸走啊走，终于拾得银杏叶若干。
你可以主张快乐教育，可以在造人之初，就悄许下心愿，“我不要我的娃，把我上学时吃过的苦，再吃一遭。”但理想，很多时候只能是想想。等娃娃降临人世，就要准备好被洪流一起裹挟。
这洪流，可能来自学校。小升初，试题难?现在，幼升小也要研究答题策略了。以北京市为例，由于重点小学在招生方面有绝对的话语权、选择权，所以，面对考生和家长们如潮水般涌来，往往会设置考题作为门槛。一个6岁的幼儿，在参加重点小学一年级的入学考试时，通常要具备一定甚或非凡的表现才有较大的胜算。
考试内容，会涉及数学、语文。英语、体育及才艺等。而其中，尤其是关于数学的考试，被称为难点中的难点。如下面这道题目，您可以试着解答一下：
1、2，3，4、5、6、7、8、9、10，这十个数，分成以下四组；
一、1、3、7、8； 二．10， 三．5、9； 四．2、4、 6。请问这是按什么规律分的?
您在几分钟后给出了答案?或者，是不是开始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怀疑?
非所欲也，却不得不为，这是身边一众年轻的家长，为孩子选报各类课程的原因。但凡孩子表现出这方面的兴趣，或一点点特长的，当爹妈的只要精力、财力许可，都会忙不迭地报上。
快乐不快乐，是第二位的、天真的考虑了。当我自豪地宣布，“我儿子的幼儿园，实行的是蒙氏教学时”，同事提醒我，“赶紧转园!蒙氏教育?等孩子上小学，你就要后悔了!”
另一位熟稔的朋友，36岁的妈妈王琪(化名)，则先后为孩子选报了英语班、跆拳道班、绘画班。从此，她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拿来陪孩子上课了。孩子上英语班，她在等，跆拳道班，她在等，绘画班，她也在等。在入学考试时，孩子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市重点小学，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喜悦，说：“这文凭赶得上北京大学的文凭了!”
是啊!我感叹，此言不虚!
喜忧参半，苦乐杂陈。从幼儿园开始的学业PK，让人感叹时代的变化。一方面当然是进步，林立的课程班，至少为孩子提供丰沛的选择，他们将来懂得弹钢琴、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婀娜多姿的舞姿，总比我们这一代很多人“上台只会表演诗朗诵”强；但另一方面，丰沛的选择，是不是会构成压抑人的大山?孩子的自由天性，渴望满世界看星星，找太阳，无拘无束在草地上打滚的天性，是否会从此被秩序和礼仪埋葬?而人一生中，真正自由的、“放肆”的、奔放的时光，能有几何?
做虎妈，或做羊妈是2011年教育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那个志得意满的、严格教育女儿的虎妈蔡美儿，媒体或评论家，不能仅仅停留在“批判”上那么简单。蔡美儿让两个女儿，成功地成为成绩全A的“音乐天才”，其中，大女儿索菲娅14岁就登入卡内基音乐厅举办独奏会……与那些主张“爱与自由”的教育理念不同，蔡美儿如此真实地展现了她想要的——成功孩子的妈妈。
有意思的是，两个国家的教育界对“虎妈”的反应。
在忙着把子女送往兴趣班的中国，对“虎妈”的抨击声不绝于耳。这些父母深谙其中的苦楚，向往另一个天堂。
而美国人则开始了认真地反思。专栏作家布鲁克斯说，“想想吧，这是一位在育儿问题上全心投入的母亲，她的身后是成千上万同样雄心勃勃的中国妈妈，她们的孩子将在以后的竞争里打得美国孩子满地找牙。”美国总统奥巴马，在1月26日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则提到，“美国在经济、教育、科技发展等诸多方面面临更多竞争”，“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他们已经意识到，只有通过变革，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与其不竭的雄心有关，而美国之所以在金融危机后一蹶不振，在于其过于懒惰了。
我之砒霜，人之良药，人与人，国与国，永远在瑕瑜互见中照见彼此，然后选择各自要走的路。
关键是，快乐法则和丛林法则，中间能不能有一个制衡点?如黄金分割点，绝妙地横亘，让人的自然天性和社会性之间，来个不那么愁苦地结合?
该去哪里读书？
欧阳洁 王玉 王发财
2011年，是小丽(化名)入学的第三年。自小跟随打工的父母来京，她已然习惯了四处安家。搬到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后，她就读于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本以为暂时安定，最近再次面临搬迁的窘境。
据统计，北京市境内有三百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截至2011年9月，北京市已有近百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遭到强制拆除。同心实验学校，作为唯一上过春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被告知将于年底被拆除。
最后的“安定”
和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家庭一样，小丽并非独生子女，还有一个小她两岁的弟弟。小丽的母亲操持家务，父亲打零工挣钱。
搬来皮村之前，小丽就因户口问题难以入学，家里也无力承担高昂的赞助费。幸好，北京市同心实验学校招收打工子弟，她在校读到了三年级，弟弟刚读一年级。
得知学校难逃厄运，小丽的母亲忧心忡忡。此前，她在校内的同心女工合作社干点零活，补贴家用，并和处境相同的妈妈们互通信息。她很珍惜这个工作机会。
此时，孩子们的妈妈踩着缝纫机，闲时看看窗外的操场。孩子们正在上体育课。不足100平米的水泥场地上，有几个低矮的篮球架，没有跑道、没有沙坑，老师是来自健身房教练的志愿者，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跑圈。
孩子们很开心，妈妈们却满面愁容。有一个说：“又要搬家了。实在不行，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孩子刚安定下来，交到朋友，这一下，又只能一个人耍了。”
在校长办公室里，主管行政的朱珠还很忙碌，刚从高年级整顿完纪律回来，进屋又接了三通电话，刚放下电话，门口又来了一个尿裤子的低年级孩子。
“全校打杂的就我一个，沈校长今天出去办事了。”朱珠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稍微等我一下吧!”说完，朱珠又跑去给孩子找裤子。
坐下来聊，朱珠很平静：“到时候总会有办法的，孩子们能上一天学是一天，即使是最后一班岗，我也得站好。”同事刘娜则显得很失落。她是幼儿园大班的老师，2006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来这里实习，最终为那些可爱的孩子留了下来，宁愿远离城市，月薪微薄。
刘娜说：“学校没有了，我们可以再找一份工作，只是孩子们该怎么办?”
“现在可走不了了，刘老师已经嫁到了同心学校。”朱珠笑着说。刘娜几年前已经跟学校的一位男老师结婚了。只领了个结婚证，没有婚纱照、没有请客、没有蜜月，连个戒指也没有，夫妻俩现在已经有了一个3岁的孩子，志同道合，一直很幸福。
直到得知学校可能被拆迁的消息。
即将消失的明星学校
在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中，同心实验学校是榜样，家底厚实，师资也强。
创始人孙恒很有头脑。2005年，他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发行了一张名为《天下打工是一家》的唱片，得到的 7．5万元，成了建校的第一笔资金。为了省钱，学校选址在朝阳区五环外的一处废旧的工厂，那点钱也只够交租金。看着破旧的房子，孙恒倡议召集志愿者修建学校。如今这几排整齐的小平房都是学生的家长、各地的大学生志愿者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这是一所起源于爱的学校。
教学条件上，20多位全职老师都是正规的师范院校毕业，兼职志愿者老师也都是科班出身，包括几位《人民日报》的记者，都在这里长期任课。学校还请来了多才多艺的志愿者，除了“语数外体美音”，还开设了摄影课、朗诵．课、戏剧课、书法课，丰富学生生活。
在创办同心实验学校的同时，孙恒还创办了专门针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工友之家，经常有香港、海外的专家前来授课交流，让农民工也有一个畅通的信息渠道。
学校在很多方面的尝试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开办二手店，售卖好心人士捐赠的，学校暂时不需要的空调、电脑、音响，风扇等电器，改善教学条件：与中华女子学院合办同心女工合作社，改善困难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这种创新思路引起关注。
2006年是同心实验学校的第一个顶峰，校合唱团在解放军歌剧院义演，演唱了《我是谁》《打工子弟之歌》《红丝带家园之歌》。2007年，秦继杰为这所学校的孩子写的诗歌《我是谁》，登上春晚。当孩子们在亿万电视观众的面朗诵：“我们的校园很小／放不下一个鞍马／我们的教室很暗／灯光只有几瓦／我们的桌椅很旧／坐上去吱吱呀呀／但是／我们作业工整／我们的成绩不差”时，很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青海玉树地震以后，校方将别人捐赠的10万元，转捐给了灾区。至今，学校新落成的两层小教学楼还欠着十多万元欠款。
“在各个方面，同心实验学校都堪称榜样。”朱珠无不骄傲地说。
校长办公室的墙上还挂着孙恒参加各种颁奖时的照片，代表昔日荣耀的照片已经蒙上薄薄一层灰尘。照片下面，一位老师正跟办公桌上那台有点卡纸的旧打印机作战，“办得再好也不代表你可以继续维持下去，是存是废，不在学校的好坏，只在有关部门的一句话。”他无奈地说。
寻求合法认同的艰难
从资金到场地，老师们都愿意自己想办法，对于同心实验学校而言，他们的渴望简单又奢侈——那就是一个合法的办学身份。
从建校初期，学校校长和工作人员就一直在为学校的“合法身份”作努力，可惜的是，六年来的努力却徒劳无功。
学校多次找到朝阳区教委，申请注册为合法的学校，均遭到拒绝。理由很简单，学校硬件设施不过关。“我们不是没有努力过。”朱珠说：“知道教委对校舍的安全性有要求，我们组织志愿者和学生家长重建了所有的旧房子，他们担心消防问题，我们马上就加以落实。食堂的卫生，我们做得绝不比别的学校差。”
学校从没用过政府一分钱，去年新建的两层小教学楼，是家长们一砖一瓦建起来的，工资至今拖欠。一楼的三个教室全是企业捐赠。操场另一侧，还有企业捐赠了热水器和洗衣机，建起了简单的浴室。
“我们也不是处处向社会伸手。”朱珠介绍说，学校建设的二手店为孩子们赚来丁一笔小小的奖学金。每个学期，学校向各年级的优秀学生发放奖金，一等奖200元，二等奖100元，三等奖50元。
“学生的学费是老师工资的主要来源，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孩子交不起学费而让他们辍学。”
交不起学费，学校帮忙想办法，这是同心实验学校的原则。这里定期举行学生家长见面会(主要是妈妈们)，不仅能够聊聊孩子的学习，更能了解到对方丈夫的技能，分享劳务信息，提高家庭收入。
为了寻求认同，建校不久，同心实验学校与周边16所打工子弟学校合作，每年都在学校里开办“流动的心声”戏剧摄影绘画艺术节，包括绘画、摄影、话剧、小记者等小组，让学生用自己的视角，展示他们眼中的社会。学生们把镜头对准自己简陋、拥挤的家，对准操劳的父母，也对准学校里单纯的笑脸。这些触动人心的照片一次次被关注、被转载。
后来，《流动的心声》被排练成了一幕话剧，让观众们感动落泪。
“媒体的采访多了，社会各界的关心多了，并不代表沟通渠道就畅通了。我们似乎和主流社会之间依然有一条鸿沟。”
随着北京城市化的进程发展，周边的一些城乡结合部都要为“改造”让路，这就迫使农民工子弟学校被“合法拆除”。2010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岳各庄小井村内的一处农民工子弟学校被责令关门，百余名孩子被迫退学。也就在这个月，唐家岭的三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在拆迁范围内，近400名学生面临失学，很多孩子泣不成声，2011年8月，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的打工子弟学校新希望小学，由往昔的800名孩子的校舍，现今只留下了一地瓦砾……
同样的命运临到了同心实验学校的身上，朱珠和她的同事们只有接受。
说到未来，朱珠沉思了片刻：“进入公立学校，需要户口簿、暂住证、孩子无人看管证明、住房租赁合同、务工证明、防疫证、转学证等，证件即使齐全了，借读费又有几个人能给得起?学校不应该用这些证件和费用筑起—道门槛，把孩子挡在外面……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这是我的理想。”
朱珠认为，学校应该是教育孩子心灵的地方，不应该利益当先。“听说过，有的学校合法化了，校舍和各种设施都建好了，国家还给每个孩子补贴1000、多块，那为什么还要收每个孩子300元学费呢?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做。”
她摇摇头：“入秋了，先考虑过冬取暖的问题，学校拆不拆迁……等着吧。”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曾说过：政府理应善待打工子弟学校，规范和扶持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即便关停，也要给出路，有个和平过渡，“这不仅关乎执政水平，也关乎道德良心”。
走，还是留?
口述 曾建勇 整理 羽毛
从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我一直在湖南的一所县级中学教物理。县里有五所学校，前四所都在县中心，只有县五中在一个偏僻的小镇，邻近大山。这也成了五中老师内心躁动的最深原因。
学校有初中6个班，高中12个班，每班60名学生左右，我从高一教到高三，现在是重点班的班主任。五年了，身边的同事走了很多，唯独我坚守阵地。
小贾是通过考研走的。他和我是师专同学，学生背后叫他“贾老头”，因为他少白头，不修边幅，总是无精打采，上课时第一排的学生都要竖着耳朵，才勉强听清他在说什么。教室里闹翻天，他置若罔闻。除了上课，他每天捧着考研书籍苦读。在小道散步时，在食堂吃饭时，哪怕拎着水壶去灌开水，也拿本单词书。
次年寒冬初春，他考研成功，教书更加漫不经心。临走前，我们一起吃饭，他醉了：“我本来就不想当老师。何况是这旮旯里的穷教书匠……”
我有点受刺激。他说的都是事实：普通中学老师的确很难得到身份认可，而且，穷。
这样的“考研师”，大多是新分来一两年的教师，对教育并无兴趣，热衷的是社会热门专业，希望将来过上“体面、高薪的白领生活”。我也纳闷，国家总在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重视教育事业”，可是老师的地位，往往比不上一个破公司的小经理；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的宣传，也往往敌不过每年残酷的高考升学率。
在日本，中小学教师职业被视作“圣职”，教师被称为“先生”，与议员齐名。社会认为教师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无比神圣，不仅尊敬推崇，而且给予高薪高福利。
考研的小贾走了，我只是挥挥手告别。毕竟，我喜欢教书，也舍不得班上那些活泼调皮的孩子。然而，资深教师王樊的调走，再次刺痛了我。
王樊35岁，在学校12年，担任高中部物理教研组组长，沉稳能干。他教书很有一套，深受学生爱戴，还曾培养出两位县级物理高分状元。当地流传“学而优则调”，普通中学的优秀老师，常常被不断扩张、师资紧张的重点中学挖走。五中这几年调走的优秀老师不下20位。王樊也接到很多邀请，均一一婉拒。他不说大话，就是一句：“这里也需要老师。”他成了五中的荣耀和定心石。
今年8月，当王樊跟同事一一辞行，准备调去县里某重点中学时，我大吃一惊。听说那所中学给出承诺，让他4岁的女儿上县里最好的幼儿园，接受双语教育，并且可以选择舞蹈、绘画、芭蕾等兴趣班。看来，对方真是想尽手段。他们把最精良的血液都吸走，让普通中学无路可走，只能缩减规模，苦苦维持。现在每年招新生，我们都很头疼。重点中学施以各种优惠政策，把好学生基本一网打尽。剩下的中等学生，如果在校成绩优秀，也往往转校离开。
我曾去过县一中“观摩”。站在大门外，就看见喷泉假山，教学楼错落有致而又整齐洁净，环形跑道铺了红色塑胶，围绕着绿色草坪……何况还有无数的资深优秀老师助阵{难怪学生家长、老师都要往这里钻。
前天，母亲问我：“你的同事都往县城里调，你每年升学率也不错，想想办法啊。也该娶媳妇买房了。”事实上，我刚拒绝了县四中的邀请。我怎么跟母亲解释?讲讲教学资源分配不公对普通孩子的危害?讲讲老师的三尺讲台哪里都应该一样?
现在五中除了老教师，还有一帮念叨着考研和调动的新教师，像我这样的主力军，走一个，都是损失。班上的物理课代表曾惴惴不安地问我，是否会调去别的学校?我摇了摇头。至少，我要送完这届高中毕业生，再考虑——走还是留?
我是从五中考出去的，当时的校长已经退休，却对我影响至今。老校长曾说，“教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传授，而在鼓舞和唤醒。”
我曾在这里被唤醒过，然而当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学老师回归故里，却不得不考虑更多更现实的严峻问题……
当“流失”成为教师队伍关键词
本刊记者 陈敏
曾老师能否坚守在二流学校，似乎是一个个人选择，却几乎在抵抗不可违抗的时代潮流。这种教师队伍的单向性流动越来越普遍，导致教育资源严重失衡，成为有目共睹的社会问题。
在地域上，教师流动的趋势基本有四种：农村流向城镇，中小城镇流向城市，市县流向省会城市，边远落后地区流向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每一位老师都成了流动大军的参与者、旁观者和彷徨者。
农村中小学老师的流失，十年来一直在持续。
甘肃庆阳市的环县曾有一所中学，坐落在一个村庄，10年来了120名老师，走了80人，经媒体报道成了全国新闻。那位校长想尽办法，建住房、修新楼，也留不住新老师。能够长期执教的，都是家在附近的本地人，或者学历不高的大专生。环县大山里的条件更艰苦，老师的衣食住行都成问题。有的乡甚至不通电话，不通公路，吃水要去山上挑，电脑电视都是奢侈晶，刚分去的老师觉得与世隔绝，度日如年。纵然有满怀激情，也挨不过天长日久的侵蚀。曾有一位年轻老师探望完生病的母亲，为了早点赶到学校上课，在大雪纷飞中连续步行十几个小时，到校时手已冻僵，最终导致食指被截掉——这个有点惊悚的故事，让更多新教师对大山里的学校望而却步。
笔者曾经采访过去贵州某山区小学支教的志愿者徐本禹，他谈到破落的办公室外贴着一副对联“只有诗书万卷，全五金银半文”……除了生活艰苦，薪水微薄，前途也很渺茫。有位在山里呆了20年的老师说：留下的，基本都是走不掉的，没能力没背景的。
有人指责农村教师的现实，然而在残酷的生活面前，安贫乐道并不容易。要切实提高农村教师的工资、福利以及各方面保障，并及时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才能让他们安心施教。在各种教育宣传片里，摇摇欲坠的校舍，破旧的桌椅，残缺的黑板，孩子们无辜的眼神，总是刺痛我们的心灵，事实上，山村老师比孩子们承受着更多的生活艰辛。笔者赞成这样的专家提议要让老师们愿意到山里工作，就要遵照国际上成熟的通行经验，“一是实施有效的服务期制度，保证在一定的期限内山村教师能走出去，二要实行高待遇，给予服务补偿并改善待遇。”
城镇骨干老师的流失，基本上源自沿海发达地区的呼唤。哈尔滨市优秀青年教育工作者协会会长刘大伟为此忧心忡忡，说协会集中了哈尔滨市45岁以下青年教师的精英，然而每年都会走几个人，转赴深圳、上海或北京等地工作。
怎么留住老师?各个地方各有政策。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既保证本地的优秀教育资源，又尊重老师的个人选择，就必须建立教师队伍的合理流动机制。
同—地域的城镇学校则处于另一种窘迫。当学校有了重点和普通之分，骨干老师都奔着“重点”而去，家长也有了明确的选择，普通学校不得不在严峻的竞争中苦苦求生，早在2009年，“焦点访谈”栏目就此问题予以报道：河南开封中小学因择校问题，导致近半教室空置。重点中学往往人满为患，比如河南开封市第十四中学，起初每届8个班，逐渐发展到每届10个班、14个班，学校经费充足，设备先进，同属重点的河南大学附中很早就给教室配备了多媒体教学和空调，每位老师都配有手提电脑，相比之下，普通学校则门庭冷落，设备简陋。有的中小学甚至因招不到学生而被撤并。当重点学校的教室人头攒动，这。些教室却空空荡荡的，—振荒凉。有位校长表示，—个暑假就走了十几位年轻老师，都去了重点学校，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这种“流动”，加速了师资力量的分配不公，使得普通学校的造血机能陷入恶性循环。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袁振国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差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就是我们搞了重点学校制度。”
每个孩子都是国家的未来，教育权是仅次于生存权的人类权利。教师大队伍的不稳定，以及明确的优劣划分，势必带来教学质量的良莠不齐，甚至教育的缺失……这个过程如何尽可能平衡教育资源，做到公正公平，值得深思。
向左迈?向右迈?
本刊记者 韩舂丽
几乎所有的母亲，在怀胎之时，心里都会美滋滋地想：我的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就好!
想法不可谓不简单；但也几乎所有的母亲，在孩子落地之初，就突然变得纠结而复杂。
健康快乐需要上等奶粉、舒服尿不湿、漂亮婴儿车等等。尽管这些优越条件，不是每个家庭所有家长都能够提供，可不能阻止家长去想吧?家长也无法不去想——左邻右舍都在力争上游，我们自然不能落伍。
于是，“争取更好，最好”，从此成丁家长们自觉不自觉的座右铭。从尿不湿到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好?怎样才能好?怎样才算好?”……纠结，就这样360度罩住了每个家长。
快乐VS刻苦
按说“快乐”与“刻苦”不是两个对立词语，比如刻苦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就一定会感到快乐。
但对多数孩子来说，读书学习相对于玩耍嬉戏，却是一件不那么快乐的事情；如果再要他刻苦攻读，那就相当痛苦。这点，在小学一年级就会明显感觉到。
显而易见的是，所有家长本意都不愿自己孩子受苦，但向快乐要分数要好的成绩单，又几无可能。
我家孩子在读小学时，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以素质教育快乐教育闻名的A校，一个是不如A校闻名但升学率却不低的B校。我们既想去A校也想去B校，但最终去了 B校。那时候，经常路过A校美丽的校园门口，看到里面的孩子欢乐活泼，心里时常有些不甘。
小学毕业升中学，也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以自主学习为导向的市重点中学，一个是以埋头苦读为主导的区重点中学。但却以1分之差进了区重点中学。这区区1分所造成的市重点与区重点之差，让我们难受了好一阵子。
虽然，就孩子的成长进步来看，也许她所进学校，恰好适合她的特点。但这些年，伴随她的成长，作为家长的纠结，却真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选择学校时纠结，迈入学校，进普通班还是实验班(快班慢班)纠结，碰到好老师与否纠结，住校还是走读纠结，甚至睡眠多少都要纠结——常常看到她在黑魃魃的清晨或者傍晚骑车远去或者归来，心里都会担心：昨晚睡眠不足，路上会不会恍惚?老师的作业能不能少留点?要是住家离校再近些有多好……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小学之时，我就跟她一起永远记住了一首歌：今天没留作业，乐坏了一群傻瓜，给老师施个魔法，让他也变成娃娃……
即使这首歌总在脑海萦绕，每当翻看或者回想她优秀的学习成绩单，又总会感觉自豪。
纠结，纠结，还是纠结。
多元VS单纯
从前我们那代人读书时，只要把书本读好悟透就可以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得到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相对单纯得多。而我们孩子的时代，一出生，就陷入了各种“班”的包围——音乐、舞蹈、书法、外语、体育……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我的孩子，4岁时报名学习舞蹈，6岁开始学习古筝，放眼四周，她的选择项目并不多，且都是她自己的主张。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尽量让她自由自在，自然成长自在发展。于是，跳舞学到劈叉太苦太疼，终止不学了；古筝倒是一直坚持学到了底。幼儿园里也设有各种兴趣班，当她问要不要参加英语班时，我们想这么小的孩子随便吧，结果没学。到小学四年级快结束，离中考越来越近时，有天我从一家长那里得知：中考最主要看数学与英语——这才慌了神，因为她的英语一直处于劣势。
赶紧给她报周末补习班从头学起，起初每次下课回来都脸有不悦，四五年级的学生站在一二年级的孩子中，确有鹤立鸡群之感。便时不时埋怨我们幼儿园时耽误了培养她的外语兴趣。还好，补习班作用不小，一年多后，她的英语已经跑到了学校班级的前边。中考英语考得还不错。
被她埋怨的还有，舞蹈没有坚持下来，否则形体会如何如何，庆幸的当然是自己坚持学习古筝，一直考到顶级。其实中考时我们也想中止她的古筝，结果她大哭，顶住了。
这些具体而实际的例子说明：在今天这个时代，想放松哪一环，都可能会让孩子掉链子，课业之外再加负担，并不是家长的初衷，但又不得不为之。纠结的家长并不比孩子轻松。
相信所有父母最初都曾如我们一般信誓旦旦地表示，我的孩子一定要他在自由自在的宽松环境中学习长大。可孩子一进入计成绩有对比的群体特别是班级学校，什么“班”都没历练过一脸单纯满脑空白，只能让他感觉自卑及低人一等。换言之，幼年短短几年的轻松，有可能令他长久感觉沉重。
因为，我们这个国度，过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竞争如此激烈，比拼如此充斥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每一个项目，不只是思想，甚至外表。
在要多元还是要单纯的纠结中，包罗万象的名言“不要输在起跑线!”——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成了所有家长及孩子的主宰。
鸡头VS凤尾
这两天，我女儿开始跟我们讨论，是不是到美国留学也应该去当鸡头?——咦，美国也讲“鸡头”“凤尾”?她做鸡头做上了瘾?
凤凰展翅凭的全是漂亮的凤尾。但很多学生及家长却并不愿意做凤尾，而宁愿做鸡头。有实践经验的年长风尾心酸地说：整个X学时代，都坐在牛班排名的最后排，受压抑的心理影响至今。但不能忽视，即使排名最后，也考上了名牌大学。因为牛班的特点是几乎全部一本。熊校的广告也很招人耳目，我们这里的“鸡头”考上了清华OR北大，并且情绪指数一路上扬至整个人生。
进牛校做凤尾还是进熊校做鸡头?似乎去哪里都有利有弊——脚向左迈还是向右迈成为无数孩子及家长的纠结。
就我家孩子看，这个问题，从初中已开始显现。在心智无数次较量的纠结之后，我们选择做鸡头。
因为入学成绩名列前茅，她进了最好的班级。虽说小学时并不显山露水，这时却逐渐亮点频现。也经历了几次起伏，但成绩好的时候，知道其他重点学校还有人比她更好；成绩差的时候，还有更多慢班的同学做支撑。这些左右对比，让她较容易做到心理的自我平衡，从而始终保持比较稳定的学习成绩，赢得了老师同学的信任，并获得了一些特别的机会。
初中开始参加生物兴趣小组，观察美国白蛾的成果获得市里奖项。由此开始，她先后被录入“北京市后备人才库”及为培养科技后备人才的“翱翔计划”名单。有两年多，都利用节假日到医学院跟随专家老师学习观察试验，写心得写论文，眼界大开。
有一段时间，她把自己写的武侠小说贴到了网上，网站还请她做驻站作者。当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时，我们惊异万分。惊异她何时开始生出如此多的触角，哪里来的这多精力。要知道，从初一她就是校合唱队的队员，每周都要定期训练，直至高二。在人民大会堂、音乐厅，甚至国外都演出过。
这都是可圈可点的课堂外的成绩，她自己还有课外休闲，同学交往……好几年，每天睡眠不超过6小时。当她吭哧着写演讲稿，写开题报告，心里流露烦躁的时候，我们要么小心翼翼，要么也很烦——准确讲，是很纠结。时不时劝几句，人的精力有限啊，学习才是主题，其他不过是副业。但她总是用还不错的考试成绩回答我们，让我们无言以对。
可以肯定，当半夜睡大早起的时候，当课外事项耽误赶写作业时，她自己也很纠结甚至痛苦，但她在纠结中还是坚持到底。
回首看，做鸡头的好处多多，但任何成绩都需要扎实付出，需要汗水浇灌。
作为家长，是旁观者又不是旁观者，但我们的支持与反对，纠结与否，多数仍归我们自己，孩子的态度才是关键。堪称无效纠结。
在竞争已白热化的大环境下，鼓励探索，尝试冒险，敢为天下先等等“敢”字类词汇打破了以往的“稳”字当头，尽己所能，广泛涉猎，不管哪块云彩会下雨，趁着年少精力旺盛，多织几片云，下雨的概率总是要大的。多元选择必然带来多元纠络内秀已然不适应现实，先祖对女子温良恭俭让的规矩更不再是女孩子们的努力方向。要学会展示自己，懂得show得一目了然show得吸引眼球——这是内秀VS外向，只有一项爱好也已落伍，吸收力最强的是海绵，穿透力最强的是针尖。如若一块沉甸甸的海绵只修炼出一根针，那样的保险系数未免太低——这是多面VS精尖……
一言以蔽之，视野有多宽，纠结就有多宽；心胸多大，纠结就有多大。也许，这些对传统观念的颠覆本身就很纠结。
成长，先纠结，再结纠；再结再纠，再纠再结；成长就是纠结。
除了分数，我们还熟悉什么
王玉龙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会为诸如“在校生虐猫”、“高考状元留学遭拒”、“学生追打老师”、”富二代’入学炫富”之类的报道所惊讶。似乎每隔几年，刘海洋泼熊、马加爵行凶，药家鑫杀人，以及各色“李刚之子”便会江湖重现。越来越产业化的教育，换来的却是越来越冷漠的图景，越来越陌生的面孔。
一出出挑战道德底线的这“门”那“门”，在中国教育这方大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心忧的是，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
在我们得意于基础教育的“略胜一筹”，或者炫耀中国学生在国际赛事上又获得了多少奥数冠军时，诺贝尔奖公之于世而占世界人口20％多的中国仍没有人能占居一席。
在一连串夹杂着熟悉与陌生的尴尬中，国人会不约而同地将质疑的矛头指向中国的教育，冲着应试教育一番狂轰滥炸之后，却没有一剂良药来医本治标。
如何在“高考改变命运”的当下修补学生人格缺失，创造力匮乏、独立生存能力差这种种素质教育的短板?这样的呼声毫不新鲜，甚至会被淹没，然而，哪怕它的作用仅仅是提醒，也是值得的。
人格，不能小于分数
3月6日到9日，短短四天内，梅州市五华县龙村镇塘湖中学，先后发生三起因学生上课违反课堂纪律被批评而动手打老师事件。
10月8日，吉林省实验中学高三学生吴天昊因为在打篮球时与长春第二实验中学的郝志鹏发生身体碰撞，而被郝志鹏父母带领的一帮打手暴打，医治无效身亡。只是为了生活中的一点磕磕绊绊，两个涉世未深的高中生，一个是朝气蓬勃的青春戛然而止，另一个免不了独面铁窗几行清泪。
曾经同学之间团结友爱、师生之间其乐融融的场景，似乎在这种种的“不可思议”、“骇人听闻”中已渐行渐远，模糊不清。没有同学友爱，没有师生之谊，谈何道德，谈何人格?人的品行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半径，做人做不好，做学问做事情，很难做大。
有一句话已经不需要多加证明，决定一个人最终“胜负”的，不是掌握知识的多少，而是人生的境界与视野，信仰与责任。
毋庸置疑，中国的GDP节节攀升，而国人的道德素质却有每况愈下之感。在这个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盛行的氛围中，奢望孩子们都能“出淤泥而不染”，多少显得有点一厢情愿。
批判容易，但是，谁来中国医治孱弱的人格教育?如何医治?这才是根本。
在中国，至少目前还没有一种比高考更为合理的评价方式来录取高中生，所以应试教育和高考定终身的模式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考试分数仍然是改变学生命运的重要砝码。但如果教育成了升学的附庸，自然就会重教书轻教人了。
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我们希望高考的评价方式不再一考定终身，应该结合平时的成绩和表现，比如诚信、孝敬父母。同时，评价的途径可以多元化，比如学校推荐、品德考核。一旦评价的标准变了，分数不再是唯一的通行证，我们有理由相信，教育就会注入更多分数以外的东西。
而与学校接轨的企业在用人时也应该改变“学而优则用”的选人标准，将德行作为一种用人标准，让有才无德之人失去用武之地。
明年，北大推荐生标准首次明确规定不孝敬父母的学生不得推荐。当然，“孝敬父母”以何标准衡量，还待商榷，毕竟已迈出了不唯分数是瞻的可喜的一步。
只是，这样的举措还太少，少到一旦出炉，便被热炒。
我们希望听到更多类似的举措，先通过外力给中国的教育“补钙”，最终内化为一种“骨子里的东西”。
创新，亟需加长的短板
2009年，钱学森带着“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疑问溘然辞世。2011年，乔布斯带着一生的传奇与自己心爱的“苹果”告别，以“苹果”为代表的美国科技创新之势丝毫不减。而大洋彼岸，“钱学森之问”．依然考问着我们。
中国人对教育的关注程度估计会列世界前茅。只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面临着巨大的升学和就业压力，谁有用勇气去放弃大路走两边，剑走偏锋?
中国教育眼前缺少的是供创造力成长的土壤，唯分是图的氛围让我们对本应创造力旺盛的孩子感到陌生，对创造力匮乏的校园感到陌生。
缺乏个性，欲培养出富有创造力的人才那是痴人说梦。在我们的课堂上，答题模板、解题技巧、应试秘籍往往是老师们的拿手好戏，其实不少语文老师或者历史老师，在学科的后面都应该加一个“题”成为“语文题老师”或“历史题老师”才恰当，学科的美感荡然无存，学生的发挥空间几乎没有。当每个学生都在仰望黑板、俯身做题的时候，那颗创新的心恐怕已经被扼杀了，质疑的声音还会有吗?学生无条件地服从教师，结果造就了一批墨守成规、人云亦云缺乏独立个性的小绵羊。心理学家认为，创造力就是整合事物的能力。当各领域各角度的经历和知识碰撞在一起时，创新的火花最有可能产生。
乔布斯人生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创新”。而纵观他的学习经历，可以清晰地发现，是他多元化的知识构成促成了以创新为灵魂的“苹果”，而他涉猎的那些美术、生物、音乐等方面的知识在我们看来跟他的电脑是没有关系的。事实证明，我们想错了。
问题是，即使知道错了，又有谁愿意让孩子涉猎这些“无用之学”呢?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家长，非考试科目就可以敷衍，让上幼儿园的孩子学兴趣班，为的就是多得几—个艺术证书，上好一点的小学!哪一所高中不是以考上了多少清华北大为荣?哪一个家长敢让自己的孩子“不务正业”将大好年华用在看起来不中用的创新能力的培养上?归根结底，中国的大环境缺少培育创造力的土壤。
当考场上的试卷不再有那么多匪夷所思的“标准答案”；当我们把学生从狭窄的教室引到课外这个更为丰富多彩的大课堂，当我们对学生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予以宽容和赞许；当我们给学生的好奇心插上飞翔的翅膀，当我们衡量学生的标杆不再仅仅是干巴巴的分数，或许创新之花就会悄然绽放。
自立，成长的基本标志
1993年，一篇反映中日青少年生存能力比较的文章《夏令营中的较量》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在近20年后的今天，中国孩子的生存能力依然令人担忧。
关于学生生存能力弱化的报道可谓“岁岁年年人不同”。原来那些“寄衣服回家让父母洗”；“学生家长陪同报到”都已经没有了吸引眼球的价值，取而代之的是“某家长坐飞机给孩子送饺子”、“坐林肯加长轿车拎来19个箱子请两位导游陪同”，“大学生入学带几百双袜子，穿完就扔”、“手机、电脑、数码相机等价值上万的装备只是不少大学新生的基本配置”之类的报道。
现在的中国家长根本没有“挫败教育”和“苦难教育”的概念，他们更多地把对孩子的关爱体现在物质的满足上。
而作为培养学生的关键场所，学校在这方面多少有些听之任之地“不作为”，纵容了这种攀比之风。
自理能力和社会交际能力，被加拿大家庭和学校认为是一个学生最重要的生存能力。如果没有自理能力，不关心周围社会，学科成绩再好，也是“弱智”的。
日本的课程标准将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定为日本义务教育的基本目标，要求学校必须培养学生主动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使每个学生能够拥有较强的生存能力。
于丹说，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以聚为目的，只有父母的爱——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有一天让孩子和自己分开。我们的教育也应如此。
要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除了在学校的不断学习外，还应充实家庭和社区的教育功能。不要担心孩子会跌倒，要充分相信孩子的潜在能力，要给孩子一片眺望和飞翔的天空。
我们更希望有那些“观人风者得焉”，将培养孩子的生存意识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转变学校的教育目标。把单纯灌输知识培养应试能力，转变为培养孩子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能力的教育。
我们期待着，教育能真正把孩子当成孩子，考试已不再是一种枷锁。
也许，我们的教育因为还走在回家的路上而让我们感到些许陌生，只要还记得回家的路，我们心目中的校园一定会渐渐清晰。
在那里，一个个谦冲自牧、个性张扬、生活自立、情操健康的孩子，快乐地成长……
学习，可以没有竞争的压力
本刊记者 刘善伟
张芬女士的丈夫在日本一所大学任教，张芬的中年时光主要在陪伴自己的孩子，从德国、日本，到美国、加拿大，她为了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辗转在四个国家生活，别人说她为孩子教育的故事，可以和中国古代的孟母三迁相比。
张芬在女儿出生后，为了孩子能够得到东方教育，辞去了自己在德国的工作，领着女儿到日本陪伴做大学教授的丈夫，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旁听了幼儿园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后，张女士当场把孩子领回家，她受不了日本教育中为了竞争不择手段的价值观。为了女儿，她在丈夫的支持下，领着孩子到了美国，然而在一次争辩中，受了自主教育的女儿拿起电话报警，这让张芬深受刺激，她觉得美国人的自主意识有些不合情理，于是领着孩子到了加拿大，在那里接受教育。
张芬的女儿如今已长大成人，凭借良好的教育素质和掌握的多国语言，在一家国际知名的投资公司做得如鱼得水。为子女教育三迁居住国度的事情也许是个极端的例子，却也说明，不改善国内上幼儿园难、入学难、课业繁重、考学压力大的教育现状，国内的教育市场将面临流失，民族素质提升也会受到影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青少年教育有哪些成功之处可资借鉴呢?
芬兰：快乐地学习知识
2008年，路透社刊登两张俄罗斯潜艇在北极海底插国旗的照片，芬兰一个小镇的少年塞罗丁看到报纸后，找资料确认这张潜艇照片是翻拍自电影“泰坦尼克号”里面的一个片段，路透社被迫认错道歉。这个事例说明了芬兰青少年优秀的素质，实际上，芬兰青少年在经合组织组织的国际学生评量中，多次名列前茅。芬兰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么?恰恰相反，芬兰反精英教育之道而行，坚持每一个小孩公平受教，强调一个也不能落后。
芬兰中小学教育坚持让每个学生都具备基本学习能力，当学生遇到学习困难，老师会提出改善规划，进行个别辅导，费用由政府负担。芬兰有将近20％中小学生接受额外学习辅导，在老师早期介入辅导后，有学习障碍的小孩都进步很快，孩子跟上进度后，改善规划也就完结了。芬兰校际差距全球第二小，学生没有明显的城乡差距。芬兰人认为，把资源放在需要辅导的青少年身上，可以创造最大的国家利益。
对学得快的人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不公平?芬兰人认为学得快的人可以自己学，学得慢的人更需要帮忙，不能让落后的人继续落后。国内一些中小学往往对学生进行分类、排名，芬兰则反对对学生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类，排名，也不给学校排名次、不办重点学校。教师无权挑选学生，每个老师有义务和责任教育好不同类型的学生。孩子没有任何因为竞争的压力，他们只是在不断地被教会学习知识，培养学习兴趣。芬兰老师侧重教学生学习方法。学生提问，老师不会直接讲出正确答案，而是给他一个方向，让学生自己学习知识、寻找答案。在这种教育环境下，芬兰有一群热爱阅读的国民。芬兰人是全世界最爱去图书馆借书的人，每人每年平均借17本书。41％的芬兰中学生，最常从事的休闲活动就是阅读。值得一提的是，芬兰的教育经费在国家预算中一度超过15％，芬兰在教育上的投入如今成果日益显现，即使在经济危机中，芬兰等重视教育的北欧国家，凭借优秀的国民素质和知识经济体系，在全球表现优异失业率低，财政收支良好，国民福利有可靠保障。
美国：无压力地习惯考试
在国内，孩子面临各种考试的压力，而在美国，不存在这种情况。在美国读高中，学生一样面临很多考试，然而孩子们却没有压力，因为孩子们有着太多通过考试走入大学的机会，他们通过考试和学校相互选择，但并非一考定终身。
虽然美国大学教育的普及率在世界上屈指可数，但一些优秀高校的门槛仍然非常高，哈佛大学2011年的录取率为7％，耶鲁大学2008年的录取率为8．6％，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美国有很多经过审定的有权威的考试机构，比如国人都熟悉的TOEFL、GRE、GMAT等等考试，是由ETS (Education Testing Service“教育考试服务”)这个非营利性机构主持的；这些考试机构根据不同的要求或测试重点，设计了各式各样的考试。美国学生大约从小学三年级起，每年都至少参加一次这种由各种考试机构出题的考试。参加何种考试由学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决定。
当前，国内一些小学在孩子入学前举行入学考试、如果孩子不过关，不许入学。美国也一样存在入学考试，成绩出来后，如果存在弱的方面，学校会专门派老师给上小课，直到孩子跟上同班同学为止。
美国中小学教育也是12年，小学和中国一样是六年，初中两年，高中四年。一些优秀的孩子在初中就可以参加美国的高考SAT——学术评估测试，目的是让孩子熟悉一下这个考试。考试不仅对优秀孩子放开，任何孩子，只要缴纳几十元考试费，都可以参加考试。从参加考试的上万个青少年中选拔出的佼佼者，会得到特殊奖励。这个奖励对以后申请大学很有分量。
学生读高中后，一般都会参加PSAT也就是高考预考，每个学生都可以多次考PSAT，美国的“高考”，“SAT”和“PSAT”是常年不断的标准化考试，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参加任何一次考试。由于SAT成绩两年内有效，许多高中生上高三时就开始考SAT，考到自己满意或不愿考为止。
多次参加高考，大学录取时以哪次成绩为准呢?美国大学认为，你所考得的那个最高的分数，表明你有这个能力。而其他那些低的考分，可能是因为你身体不适或者甚至是其他意外因素所致。
除了考试成绩，美国大学招生办还要考察学生的突出表现、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的情况以及生活学习环境。美国大学在审核学生的申请材料时，如果你的父亲是博士，母亲是教授，你的分数很高，招生办会认为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你的父母学历低，家境贫寒，为了改善家人生活，你每星期不得不打工赚零钱，你的SAT虽然只有1000分左右，一些好大学也会考虑录取你。他们觉得你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心的人，如果给你提供一笔奖学金和一个良好的大学环境，你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是美国大学招生的—个特殊政策，即对来自贫穷家庭的孩子在录取分数和其他要求上相对宽松和倾斜。
（文见《中国青年》2011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