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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师资配置需科学合理
■ 安雪慧博士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关注均衡要素从教育经费到教师资源
义务教育均衡与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随着对教育发展均衡问题研究的深入，也有了一些研究结果。王蓉的研究发现，在教育经费投入方面，义务教育阶段生均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上的不平等更多是由省内差异引起的，而非省际差异。薛海平、胡咏梅、杜育红等研究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存在基础教育质量的非均衡发展状态。在教育发展差异日益突出的现象中，陈俊珂等学者逐渐开始探索教师资源配置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性。尹博、孟令熙等的研究表明，贫困地区内部校间教师流动主要是一种单向上位流动，从条件差的流向条件好的、从乡村流向城镇、从非重点流向重点。这种流动给教师提供了一个改变自己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机会，但一定程度造成了我国农村教师配制的不均衡。
从劳动力市场规律看，教师愿意在工作条件较好的或在社区环境较好的学校工作，这种趋势必然导致教师不均衡分配。多位外国学者最新研究发现，高质量教师不均衡地分配在不同学区、学校和课堂之间。这种不均衡配置（群分）模式使得高质量的教师更容易离开工作条件差、社区环境差的学校，到工作条件好、社区环境好的学校工作。研究还发现学生的社会经济特征和学业水平，在教师选择去哪所学校工作起着决定性作用。目前，虽然对这种教师的群分模式有些研究，但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很少，且要确定导致群分模式的直接解释性决定因素非常困难，更缺乏相关的定量实证研究。
我国农村教师的流动趋势和配置现状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及其相应的教师管理制度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分级管理、分级办学”教育管理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尤其使乡政府担起基础教育重任。在那种体制下，乡政府或学区对教师的流动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教师的流动主要在本乡内，乡镇间流动很少。当时毕业生一旦确定到哪个乡镇任教，调出本乡镇的概率较小。随着2001年实施“以县为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教师的管理权上升到县级政府，从而使得教师的流动模式发生变化。教师在乡镇、学区内流动的决策权主要在学区，但要经教育局审批；学区间流动的决策权主要在县教育局。这种管理体制下的教师易流动性和教师自主流动趋势使得农村优质教师更加容易离开条件差的农村学校到县镇学校。
本研究分析我国西部农村教师在不同地区之间（主要为村之间、村与乡镇县城）的配置差异，并试图探讨造成或者影响教师不均衡配置的原因以及变化趋势，以期为教师的合理配置和教育的公平均衡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考察教师流动从个人因素到环境因素
本研究主要采用“西部某省基础教育调查研究”2000年、2004年入户调查数据。调查采用县、乡、村的多阶段分层抽样。2004年是相应追踪调查。两次调查中，均对抽样儿童所在村学校（包括教学点）的所有教师进行了问卷调查。2004年共调查232所学校（小学140所），2672名教师（小学教师967名）；2000年共调查148所学校（小学105所），1070名教师（小学教师909名）。由于小学教师更多地与县镇教育管理体制相关，所以本研究仅对小学教师质量分布进行了分析。两次调查对89所学校进行了共同调查，本文所有分析均是运用这89所学校的调查教师、学校所在村子的数据。
对教师质量的测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许多研究都发现教师质量对学生的学业表现影响较大，但对教师质量的测量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怎样才能算是一位优秀教师？国内外大部分研究都考察教师特征的一些可测指标，如学历、教龄、工资水平、资格认证等。尽管这些研究大都发现这些变量与学生学业成就呈正相关，但无法证明这些变量就毫无疑问地代表教师质量。有的学者以大学生入学考试分数衡量教师的能力和质量；有的学者以是否一次性通过教师资格考试和本科毕业院校的质量来衡量教师能力；有的学者以教师是否拥有教师资格认证证书为指标；有的学者将课堂行为作为教师质量的决定因素来考察，如师生的一对一互动，家庭作业的布置，与家长的交流等。
考虑到主要考察教师分布目的，本文在测量教师质量时采用一些可直接测量的教师个体特征指标，具体为教育程度、职称、教龄。具体将各级学历转化为受教育年限；职称进行了统一化整理，将中小学教师职称转化为统一标准。为了更细致地分析教师的分布特点，本研究控制其他一些教师特征变量，如性别、是否出生本村、2001年前后任教（2001年后聘任设定为新教师）。测量学校、社会经济条件的特征变量为：学校所在村人均纯收入、与乡镇距离、与县城距离。
本研究假设是：在一个完善的教师劳动力市场，教师愿意到交通方便、条件较好、教学质量高的学校任教。这里的教师劳动力市场，既包括学区内的劳动力市场，也包括学区间的劳动力市场，还包括县域间的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教师流动模式下，必然导致城乡、不同校间的教师质量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教师配置、流动模式从教师教学质量激励的角度讲，有一定合理性和有效性。但从教育公平角度看，存在一定缺陷，导致了偏远落后地区的高质量教师资源减少以及较低的教育发展水平。
多元回归分析的因子包括受教育程度、职称、教龄。解释变量主要是任教学校所在村子基本条件，包括村子人均收入、村子与乡镇距离、与县城距离、与邻近最近乡镇距离；为了使得关系线性化，在回归中分别对它们取自然对数；由于不同县城的教师职称评定机制、教师管理体制、经济条件的不同，因此回归中运用了稳健的标准差。为了更清晰地发现教师的流动和配置特点，还分别按性别、本村外村、新旧教师等进行回归分析。对教师配置的变化，还考察了学校间教师质量差异的基尼系数。
远近师资分布地理经济多因素协同
回归结果表明，在2004年，农村小学教师任教学校所在地村子与乡镇、县城的距离越近、村子人均收入越高，教师的受教育程度越高，高学历教师不均衡地分布在不同经济条件的村子和学校间。且县域间经济因素对教师教育程度的影响较为明显，县域之内距离因素影响较为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新的毕业生选择工作时，往往会选择较富裕的县作为首选。这种现象在男性教师中更为明显，女性教师所在学校与乡镇、县城距离相关，却与村子的经济水平相关不大。这可能主要是由于女性教师照顾孩子或者家庭原因，更关注距离。在新、老教师中，老教师教育程度更与学校所在村子经济条件相关。在出生于本村、外村教师中，外村教师教育程度与学校所在村子的经济条件有较大相关，且都与距离负相关。
2000年回归分析同样显示出教师教育程度与学校所在村子经济条件较高的相关性，尤其是经济收入更为显著。但乡镇距离关系不显著，这显然与乡镇对教师的管理制度相关。男女教师分析类似于2004年。从2000年—2004年的整个变动趋势看，实施“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后，教师教育程度与学校所在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变得较为弱化，男教师越来越关注学校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女教师更关注学校与乡镇和县城的距离，同时外村教师越来越关注学校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而本村教师高学历教师更可能在距离偏远的出生地村小任教。
这引发一个更为深入的设想：在2000年，一般经济收入高的农村校，教师更容易提高学历（包括更多机会和资金支持）；到2004年，随着教师管理权限上移，原来乡镇设定的教师流动严格管制逐步减弱，教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乡镇间流动，甚至少了一道向县城学校调动的门槛，教师更能自主地在学校间流动。或者说教师跳跃原来乡镇内部的流动范围，可以在县域内更大范围的学校间流动，即教师流动性总体上提高了。（见图1）
在职称方面，小学教师职称与学校所在村子经济水平有一定的负相关性，但更为突出的是教师职称与距离的负相关性，拥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更容易分配在距离县城近的学校，或者说是距离县城近的学校教师教学质量好，可以更快地获得高一级职称。在4年间，这种关系变得更为突出和显著。2001年前聘任教师职称与村子经济收入负相关，与县城距离负相关，但与乡镇距离没有显著关系，新聘任教师职称则与乡镇距离有显著关系，而与经济收入没有显著关系。本、外村教师职称与学校所在村子经济条件没有显著区别。从性别看，男性教师职称显著与学校所在村子经济收入正相关，说明村子收入越高，教师职称越高；到2004年，这种差异消失了。教育职称与学校所在村子距离县城的远近负相关，但与乡镇距离表现出一定程度正相关，说明距离乡镇越远、教师职称较高，这些高职称教师更多是出生本村的优秀教师。从性别看，高职称女教师更多地分布在距离县城较近的学校。（见图2）
从教龄看，教龄与学校所在村子经济收入无显著相关、与乡镇距离正相关、与县城距离负相关，即距离乡镇远的村小教师教龄长、年龄偏大，但在4年间，这种关系在减弱。这种关系在男、女教师、本村与外村教师间无差异，但教龄长的教师更多地在贫困、偏远的村小任教。在2000年，教龄与经济收入显著负相关，也与乡镇距离正相关、县城距离负相关。本村出生教师分布在本村偏远小学任教的可能性更大。（见图3）
为了更细致分析从2000年到2004年农村教师分布变化，本文计算不同学校间教师质量的不均衡系数。基尼系数表明，从2000年到2004年，各个村学校间教师教育程度的差异在逐渐缩小，而职称和教龄的差距日益增大。
总之，从2000年到2004年的回归分析和基尼系数看，各个村学校间教师的受教育程度逐渐缩小。而高职称教师、年轻教师更多分布在距离县城较近、交通便利的学校，且这种差异有日益扩大趋势，但在乡镇内部高职称教师分布较为均衡。男教师越来越关注学校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女教师更关注学校与乡镇和县城的距离。本村出生教师分布在本村偏远小学任教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见：优质教师的不均衡配置主要体现在县域之内乡镇之间，乡镇内部的配置较为均衡。
师资配置制度科学合理设计促县域内均衡
上述分析发现，在我国农村不同经济和交通条件村子学校间，高质量教师的分布不均衡。交通条件好、村子社会经济状况好的学校，教师质量显著高于其他条件差的学校，但是乡镇内部差异有所减小。在教育程度、职称、教龄反映教师质量的指标中，学校之间高职称教师、长教龄教师的不均衡分布没有教育程度强烈和显著。
这种高质量教师在不同学校和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分布情况与我国农村教师的管理体制息息相关，具体包括新教师的分配体制、县域内的流动体制以及考核和激励机制等。这里的激励制度包括当地政府为改善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和努力程度，往往会在教师调动或者配置过程中，优先考虑优秀教师的申请（此处的优质主要是教学业绩较好，如学生成绩等），将他们安排到条件好的学校，而对低质量教师不批准申请，或将他们调动到偏远、条件较差的学校。对于教师的调动和聘任（即教师管理人事权），不管是按照集权管理模式还是分权管理模式，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高质量教师的不均衡配置，造成高质量教师流向条件较好的学校和学区。一方面，随着教师学历程度的逐渐提高，教师的学历达标率逐渐提高，那么由教育程度体现的教师质量差异将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理解，作为有效教师激励制度的教师流动潜规则，在改善了教师教学激励的同时，也造成了优质教师配置的非均衡，成了一把“双刃剑”。
另一方面，也许有人会质疑，认为随着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均衡配置以及绩效工资等政策的实施，城乡学校间教师配置已经很均衡，文中所述现象已减弱甚至消失。但相关数据进一步说明，总体上看，城乡学校间的教师流动特征没有完全消失，有些方面继续保持（当然这里并不否定由于学校布局调整所引起的教师流动）。作者运用西部某省县级水平汇总数据分析城乡学校教师变动情况，具体把学校分为城市、县镇和农村等三个类别分析单位。鉴于篇幅限制，本文仅列出小学分析图。（见图4）
从2001年、2005年、2010年看，在小学专任教师中，农村学校录用毕业生比例最高，其次是县镇和城市。表明在实施“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后，县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在新教师的配置过程中，新增教师总体比例下降，新录用教师优先满足农村学校的需要。（见图5、图6）
在三个时间点，从各类学校调入教师比例看，县镇教师调入比例高，其次是农村，最后是城市。从各类学校调出教师比例看，农村最高，其次是县镇，城市比例最低，说明教师愿意从农村学校调到城市学校、县镇学校的比例较高，而从城市学校调动到农村学校的比例却很低。但从调出、调入教师比例的时间趋势看，城市学校不仅调出比例在增加，而且调入比例也在增加，这说明县级政府在教师配置过程中，鼓励城市学校之间的教师流动，或者说城市学校之间的教师流动更为容易。但农村学校调出比例较高的同时，调入比例却在下降，说明农村学校流动到县城和城市学校的教师比例高，而农村学校之间的教师流动却比较少。
总体上看，十年来，教师变动呈现出农村学校新录用毕业生比例高、调出教师比例高、县镇学校调入教师比例高、城市学校自然减员比例高的特点，农村学校和县镇学校成为小学专任教师流动最为活跃的两点。
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在实施了一系列教师均衡配置政策之后，农村学校仍然还是优质教师的缺乏地，农村学校的学生也始终享受不到优质的教师资源。相对地，县镇和城市学校专任教师比较充足，教学能力娴熟，能够满足各种教学需要。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由于高质量教师不均衡地分布在条件不同的学校之间，这导致不同学校之间的学生在享受不同的教学质量，这包括学生交纳同等的学习费用，却享受不同的教学质量，以及最终的学生学业成绩发展差异。相关研究也表明，教师的教育程度、职称与学生的学业发展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教师不均衡的配置导致了学生没有享受平等的教育以及最终的学业发展差异。
当然，优质教师的分布机制还需要深入思考。比如在教育程度差异方面，是富裕地区的教师更容易提高学历（或者有更多的受教师机会），还是由于教师自主流动造成了不同经济水平之间教师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在教师职称方面，是由于经济条件好学校的教学质量好，还是由于他们能够得到更多高一级职称的教师名额，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深入思考。只有了解了机制和制约因素，才能逐渐形成科学合理的教师资源配置制度，促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中国教育报》2012年5月14日 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