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校长请优生吃饭想开去
江苏省无锡市凤翔实验学校 许昌良
集体的失望
每过一段时间，教育界就会有一些爆料，每每令屡遭攻讦的教育人斯文扫地。这不?继“绿领巾”、“红校服’等事件之后，又爆出了“校长请优秀学子吃饭”的“经典”。
2011年11月23日晚6点，在成都一所外国语学校(下面以“实外西区”代指此校)上演了一幕“精彩”的教育故事。从4000余名学生中遴选出了19名“尖子生”享受学校表扬的“最优待遇”——和校长共进晚餐。双流华阳某酒店最大的“总套—B”包间内灯火辉煌，桌上摆着别致的粉红色菜单和21个粉红色座牌。这是“实外西区”办公室主任跑了多家酒店，最终选定举行“优秀学生与校长共进晚餐”的地方，要求“品味高雅，但不能太豪华”。“入围标准“是看刚刚举行的期中考试成绩。“做人品味高雅，做事追求卓越”的主题晚宴在此拉开序幕，也拉开了该校通过校长“请客吃饭”奖励优秀学子的学校评价模式的序幕。场面热烈、感人：有学生激动得哭了起来。校长表示期末考试后还会举行激励晚宴，并且有可能邀请家长参加。“实外西区”全年级排名靠前的同学，就有机会身着小西服，在正式的晚宴上打开卷轴并享用菜品。更重要的是，你还能享受学校表扬的“最优待遇”——和校长共进晚餐。“我当时想到这个点子，就是为了鼓励优秀的、有理想、有抱负的学生。校长和尖子生一同吃饭，并不等于不关心成绩不是特别好的学生，反倒对他们是一种激励。我不是想哗众取宠，不是想作秀炒作。我们在饭桌上讲的不是奢侈，而是讲学习，讲如何成人。”校长如是说。
其实，校长请学生吃饭并非大逆不道之事，在当今世界不算稀奇。我的儿子在剑桥大学读书，按照学院的规定，他每周都要参加学院的聚餐，每逢学院聚会，就像盛大的节日，学生须西装革履，穿上黑袍子，和老师、院长共进晚餐，很庄严、很隆重、很虔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每月都有机会和校长共进晚餐，每次10—20人，地点就在校内食堂，有什么吃什么，学校事先会贴出通知，学生可自愿报名参加，并无优生差生之分。
作为一个中小学校长，在遐想该校那激动人心的晚宴场景之时，更多的是如鲠在喉的隐痛。教育到底怎么了?教育到底要干什么?不得不引发人们许多的沉思。
面对报道中对宴请那热烈场面的描写，我有许多的联想：如果校长是为了转化那些后进生，请那些学习薄弱的孩子吃饭，席间勉励他们树立信心，不要自暴自弃，永远做个理想主义者，永远要面向阳光奔跑，如果校长是请那些犯了错误的孩子吃饭，告诉他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藉此来规劝他们“悔过自新”；如果校长是请那些另类学生吃饭，和他们促膝谈心，借此机会把握他们的个性，试着走入他们的心灵世界，帮助他们走出生活的阴霾或找到他们那些不为人知的优聪，如果校长是请各类学生代表吃饭，在相聚中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改进学校的工作，勉励他们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怀，如果……这该是多么美好的教育景象啊!可是，“如果”就是“如果”，现实总是残酷的，请优生与校长聚餐，按成绩为人分等定类，就是拿着一把“分数尺子”，度量人的不同地位，身份，然后抽出相应的标签一一标定。大部分孩子成为被遗忘，被无视、被漠视的群体。他们连被俯视都无法拥有。他们渴望进场，却被排除在场外，虽在场内，却不被接纳：表面在场，实际不在场，物理场的在场，意义场的不在场。实际是“局外生存”。全社会对于教育常常出现所谓的“集体的失望”。今天的教育积弊太深，积怨太多，一方面，大家对教育很不满意，批评、抱怨，甚至诅咒，另一方面，又很茫然，无奈、无措。
可怕的失忆
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们不妨把镜头再聚焦到那个饭桌，我们来放大两个场景，研究两个问题：一是请吃饭的是些什么人?那是全校初高中期中考试后遴选的“尖子生”，代表的是什么?是精英，学校的“贵族”。关注极少数，淘汰大多数的客观影响在此可见一斑。有资格在此吃饭的，其实并不是那些具体姓氏的“具体的人”，而是一种“抽象的人”，即谁的分数考得高，谁就有资格被请吃饭。披着华丽分数外衣的学生便风光无限，说得直扫一些，校长其实是请“分数”吃饭。请他们吃饭的目的其实很明显，不是把今天的分数作为奖赏的目的，而是提醒他们：你今天的分数获得了一次“加油”的机会，于是接着你要更拼命地去学，考出更好的分数，直至上大学，上好大学。在这里，学生即工具，如同养猪、养鸡。二是谁来埋单?当然是学校。校长公务请客无可厚非，但是，学校埋单请优秀学生吃饭，让人实在不敢苟同，把社会世俗的东西过早地带给学生，这是一种典型的官僚文化在污染学生，对学生的成长，对学生的心灵实在是一种亵渎。教育的所有目的是为了人的美善，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心地纯洁，情感和信念端正，是道德纯洁的精神源泉。”难道没有比吃喝一顿更加文明、更加体面典雅、更加有价值的教育方式了吗?这是对校长管理智慧的考量。对此，苏霍姆林斯基还说过：“学校的任务就是要使人们在少年期就生活在美的世界之中。这是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也是用理智、智慧和高尚的道德来支配本能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在校园里，在孩子的童年，青少年时期，就营造一种以金钱换取的世俗性环境，是对孩子的一种污染和伤害，更是教育的沦落。
再进一步推断，校长请“吃饭”是偶然的吗?非也!其实在许多学校，为了鼓励优秀的学生，一些教育举措几乎是请学生吃饭形式的翻版。诸如“成绩好就是三好生”，优生可以不打扫卫生，劳动是差生的专利，考场顺序根据学生成绩排定：等等。该校长的行为在今天的教育场域中，反映了教育的平庸，也反映了教育的贫穷与可悲。如果说教育平庸，就平庸在企图把所有的孩子都培养成为精英，如果说教育可悲，就可悲在把所有的人都看成一团泥巴，一厢情愿地想把他们捏造成为自己理想中的物件，如果说教育缺乏常识，就缺乏在，并不是把孩子看作各个不同的具体的人，而是作为成人装点门面的工具，表面为了孩子，实质是为了自己。
如今中国的教育成了一个环环紧扣、令人沮丧的生物链，生物链的最高端就是大学，从这个终点，一环环向前逼近，于是，压力从高中、初中，一直压迫到小学、幼儿园。一个中国孩子的所有教育历程，都成了“高考”的预备班，市长、县长、局长、校长和那些父母亲都拿着“成功”的标杆去衡量所有的年幼的心灵。我们的教育就像一个汤圆，掉在了地上，洗不得，掸不得。
其实无论是“校长宴请学生”，还是“绿领巾”、“红校服”等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校车事件”，告诉我们的都是教育中“人”的缺失。教育如果只是把人当作“器物’，教育的不平等必然就难以避免了。孩子从进学校开始就被判定为三六九等，不能说不是悲哀的，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起点的高低直接影响终点的高低”。而面对这样一种常态，可怕的是习以为常，即对教育的本真——“人的主题”的失忆。
教育当再度出发
我们的教育现实常常令人失望，教育人的作为也常常令人痛心。我常常祈想明日。康德曾说：“对于人类进步的可预见性特征，我们不应只从那些伟大事件中去寻找，而应到那些‘更为不显赫、更难以察觉’的事件中去搜索。”海德格尔的观点则更加犀利：他曾经面对苹果树感慨，“为什么我们非得按照科学家的逻辑观察和揣度这个世界呢?在他们眼里，一颗美丽的苹果树，无非是一堆叶绿素、分子链，光合作用的具体体现。而作为活生生的人，我们既然和苹果树息息相通，为什么就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美好的生命，并且勇敢地选择在这种阳光下和微风中自然舒展的思想方式呢?如果一棵苹果树都有这样的情感体悟，那么以人为对象的教育不更应该诗意盎然吗?我们为什么非得要在教育中把人都变‘死’呢?我们为什么非得在教育中‘消灭’活生生的人呢?”
从“校长请优秀孩子吃饭”事件中，我们的教育应当走向“改造性的实践”反思。学校场域中的弱势群体是那种“更为不显赫、更难以察觉”的群体，在对他们生存境遇的关注中，我们难道不能触摸到一点教育的时代跳动的脉搏?!
教育当走向沉静。这种“沉静”，自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宁静，而是一种超然物我的心灵超脱，是一种凤凰涅槃的宗教情怀。著名作家史铁生已经离我们远去，人们评价他的一生，用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宁静”。的确如此，他自己在《我与地坛》中也对我们说过：“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情，是一件无论如何怎么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他对待生生死死是那样的泰然自若，真的就是视死如归。这样平实地对待死亡，既不夸张对它的向往，也不回避它的到来，就像一个操心农活的农夫，安排惊蛰开犁清明下种的农事，也预告秋季的收成一样寻常。这就是人们说“教育是农业”的缘由。借此遐想，我以为沉静是教育一种规格很高的品质。庄子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意思是要对一个人做出判断，观其动不如视其静。自古以来，心如止水、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等说法，都表现了对宁静心态的某种崇敬。
沉静是教育的道德呼唤。成长是学生首要的道德义务和权利。师生都是道德的学习者，人的一生是终身道德学习的过程，鉴于学生尚未成熟，教师有责任对其予以帮助。因此教师不仅要有知性的精神自觉，更应该有德性的关怀，用发自内心的热爱来感染学生，建立起“沉浮与共”的普遍情感。课堂是学生成长最重要的场所，是师生精神生命生长的重要场境，冲破现实的羁绊、迷惑和遮蔽，激起理想和精神，洞穿教育现实的平庸、媚俗、功利的厚重屏障，追求课堂的价值与意义，重塑学校理想与精神，这是学校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和回归。因此，教师的心情应该是淡定从容的，不断唤醒自己，平心静气地思考教学的本义与责任，尤其是语文课堂，更应该是沉静的，体现一种德性的自觉，它应该呈现出这样的伦理取向——心静自觉书中味，室静时闻翰墨香。
教育当回到原点。教育的原点是什么?当然是人。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存论意义上的主体存在，应当立足于生活世界，人才能找到自己的家园，找到生存的意义，也只有在生活世界中，人们才能以人的方式去创造和生活。如果生活在一个“被偏狭拔高而优秀”和“被压制而薄弱”的教育“虚场”之中，人是永远不可能被关注的，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大地”的意义。今天教育的种种问题，就在于对教育的本质，抑或教育的常识的近视。教育不是让每个人都去上大学、读博士，成为社会的精英和大师，而应当是每个人都得到适当的教育，成为心智健全的人。这也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明确提出的“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民族的重大选择。被称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在他的《低智商社会》一书中写道：2l世纪日本是否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就看日本的教育能否培养出勇于在“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里’挑战自我的人。
教育当走向自强。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追求，即教育自身的良好社会形象塑造。教育的社会形象不佳，教育常常制造一些“堕落”的故事，常常受到社会的责难，作为社会的笑话，诸如体罚学生、乱收费等事件，这些“堕落的故事”让教育形象大损，斯文扫地，每个教育人都应当在反思中自强，即要在教育内部营造一种自强的文化。《周易》有名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即“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处事应当像天一样，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校长办学，无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学校，无论今天的教育环境有怎样的不足，我们都应当“仰望星空”，应当有自强不息之精神境界，建设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建设一种高雅的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建设的最高目标是文化自强，文化具有强大的牵引力，包括强大的吸引力、影响力，强大的活力、创造力，强大的实力、竞争力。学校向来都应当是社会文明的推进器。“办有出息的学校，带有追求的老师，育健康个性的学生”，应当成为学校文化的应有取向。倘若学校有高雅的文化追求，大气的文化环境，什么“校长宴请学生”、“绿领巾”、“红校服”、“校车事件”等事件都会远离我们而去。
（文见《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