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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是找到恰当的切入点

大学校长聚焦高校内部治理——

关键是找到恰当的切入点

从中国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至今，推动大学发展的动作始终不断。近日，在复旦大学召开的“一流大学建设系列研讨会”暨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清华、北大、复旦等9所国内顶尖高校校长均强调要进行高校内部管理改革。国内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失衡、组织机构老化，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泛化等问题，已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焦点。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大学内部治理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大学内部治理应该以“提高教育科学能力，培养高水平的学生”为宗旨，在这个宗旨前提下，来进行内部治理的改革。改革应该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一个明晰的理念，理念如果不明晰，就是所谓的折腾；第二，有外部比较好的条件，任何体制机制的改革是和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内部的强有力的支持，实际上很难做的；第三，有强有力的经济上的支撑。这三个基本条件，我们都没有完全做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都不改了呢?

例如，从学科制度来讲，如何来评估我们的学科?现在的问题是过于量化地来评估一些学科，受到的是各种各样的量化指标影响，使得跨学科组织很难，一个一个的固定的学科，像一个个钢球一样，很难相互交叉在一起。

再有就是意识制定或自然形成的工作程序及规则。比如学生对教师进行上网评估，我们进行很多年了。要晋升职称，学生对其在网上的评估，必须不能在全校后5％，若在后5％就两年之内不能晋职。其实，这个规定也还是存在问题的，它把学生的评估作为唯一的评估。学生评估是必要的，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参考，但是直接和教师的职称联系在一起，就存在问题，使得有些教师本来可以严格要求学生，就觉得这时候可能放学生一码，学生的平均分数原来是70多分，后来就变成80多分。从制度建设角度来讲，这可能没有非常仔细想通、想透就盲目制定一些政策。

从治理结构上看，如何处理好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最近看了一本书，是哈佛学院校长Henry Rosovsky提出大学治理的七条准则，有些我同意，有些我不太认同。其中，他谈到增强民主不一定能够改善所有的事情，这点我是同意的，不是说增强民主了就把所有事情都改善了，反而有些事情可能变得更糟。如何处理民主法治的问题，这个确实来讲还真是个大问题。当然，大学的治理应当以改善教学和研究的能力为宗旨。

总之，第一，我们谈大学治理的时候，实际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析，视角不同，问题所呈现的方式也不同，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总可以在这里头做一些事情，但是不要瞎折腾。第二，中国的大学治理更是一个处于巨大转型中的复杂系统，任何实质性的改革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第三，我们搞中国大学内部治理的改革，关键是找到恰当的切入点，不能期待万事俱备后就“一蹴而就”，这是不可能的事，而是要不断地去尝试，但是也不要想到完全、彻底地改，这也不现实的，因为条件还不成熟，但我们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突破传统学术组织模式

全球经济发展进入危机后的转型关键阶段，气侯、环保、能源、健康等领域面临的重大和现实问题，对传统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世界发达国家纷纷把科技和人才作为国家安全、繁荣与保持领先的重要支撑，立足在后危机时代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以在未来发展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样的背景下，解放思想，创新学术的组织模式，实际融入世界潮流，参与国际竞争和服务国家战略，成为中国大学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坚持“两个面向”，加快新兴学术组织的前瞻性战略布局。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大学的学术组织模式，主要以国际学科目录作为机构设置的依据，形成院系的形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但是面临新世纪的科技和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凸显了两个方面的不适应：1．相对封闭的组织模式，不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重大科研的需求，难以有规模地聚积创新队伍和创新资源；2．不能适应当代科学技术发展不断产生新兴学科和交叉发展的需求。因此，必须突破现有的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灵活度更高、适应性更强、创新活力更大的新兴学术组织，以前瞻性的模式赢得竞争的主动权和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上海交大近年来，构建形成了四种新兴的模式：一是问题导向的前沿性、基础性、跨学科的研究院。比如说船舶与海洋国家实验室（筹）等。二是以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创业平台，比如新兴产业技术研究院等。三是以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为导向的特区学院，比如上海高级金融学院等。四是学院内部多样化组织。

引导创新资源，向新兴学术组织积聚，充分激发新兴学术组织的创新活力。新兴学术组织作为新生事物，在角色定位、权力配置、组织文化等方面，与传统的院系组织和行政管理体制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容易成为学校政策的盲区，或者逐步丧失其内在的发展优势和活力。针对新兴学术组织在发展中遇到的现实困难以及出现的潜在问题，上海交大重点从三个方面着手为新兴学术组织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1．积极推行有组织、有规模的科研组织体系改革，原有的科研管理体系基于传统的院系这样框架的建立，更加有利于教授的个体研究和小规模的研究，我们在继续支持教授自由探索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大力推动有组织、有规模的科研组织规模的改革。2．制定完善针对新兴学术组织的特区政策。针对新兴学术组织成长发展中面临的存量资源不足、学科交叉困难问题，专门研究制订政策，从管理体制机制、经费投入保障、人员聘用与职务晋升、研究生的培养、与学院资源成果共享、教师双聘与合作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3．加快推进教师分类管理的改革。把推进教师管理和新兴学术组织的发展相结合，利用薪酬体制改革的契机，推动教师分类建设和分类管理，引领和鼓励教学科研并重型教师，致力于高水平的科研和人才的培养，引导和鼓励科研为之要型教师，按领军人才加团队的组织模式开展重大项目基础性和应用性研究。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解决漏洞就是解决学校的“法治”

大学内部治理的结构很复杂，不仅在中国很复杂，而且在外国也很复杂。大学管理经常会冒各种各样的风险。一种是经济利益的上的风险，一种是法律层面上的风险，还有一种是道德和名誉上的风险。现在大学管理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说大学“管治”严格了一点，说“治理”的话会好一些。就治理而言，学校内部的分类是一个非常大的体系。它可以分为学术上的权力、行政上的权力，还有就是政治上的权力，这三个权力都不能或缺。不同的权力在不同的群体当中，要有不同的分配过程。在分配过程当中，大学具有学术共同体这样的基本特征，所以学术是第一位的。但都是不是把学术放在第一位，不好说。“治理”首先要建立大学章程。对此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即使定了章程也没用，有的学校也没实行，但是我认为，定不定章程关键是这些章程对学校有没有用。现在学校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规定，包括学术上的、基建上的章程。我觉得，目前学校的管理是有不少漏洞的，解决这些漏洞就是解决学校的“法治”。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民主。现在一直在讨论，到底是教授治学，还是教授治校。如果从民主角度来讲的话，教授治校这句话根本没错。民主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把治理重心分配到下面去。大学在管理内部系统上非常保守（我理解保守是贬义的）。以耶鲁大学为例，在重大决策的时候，也会犹豫不决。因为大学某一个举动，可以影响到10年、20年以后。所以耶鲁大学在作出一项决策时是非常审慎的。人们可以说耶鲁的进步不快，但是其进步总是有选择和基本上正确，这点很重要。如果做一个错误的决策，影响会延伸到20年以后。

此外，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应该分开。大学是不是应该管每个人头上?知道这个人管理水平怎么样?学术水平好不好?不一定的。我们应该跟学术紧密管理，大学只是管总的事宜，而院系最熟悉人，而且受第一线教师对他们的监督，所以这种权力的监督应该放到院系。就一个教师真正的学术水平而言，系主任比校长熟悉得多。

西安交通大学校长郑南宁：大学治理需内外结合

“大学内部治理”的中心工作是围绕人才培养、探索真理和追求学术自由而展开，其核心是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观。“大学内部治理”需求体现大学独特的人文精神，创造一种有利于教师的学术方面与学生的学习进步的环境，这是大学摆脱校内管理行政化、繁荣学术、追求真理的基本条件。“大学内部治理”是一个过程，治而无为乃不治，治而有为乃为兴，它是有效率的行政管理与追求学术自由价值观的统一。

那么大学内部治理的“粗”与“细”是什么呢?大学内部治理的“粗”——要为学术发展提供更大的自由空间，为不同的独立思考提供更大的包容空间；大学内部治理的“细”——要为学生发展提供更为精心的教学组织，为师生提供更为细致到位的服务；大学治理模式的“粗”与“细”依赖于大学内部治理组织的专业精神和细致程度。

改善大学治理环境，实际上是要解决大学的外与内的治理体制问题。在大学外部治理环境方面，政府要按教育规律办学，避免行政部门对大学管得过严过细，在法律层面确定“管办分离”，使学校与政府间建立一种符合教育规律的外部行政管理。大学的内部管理则要避免对师生的行政化管理。目前，中国的非学术性的工作和会议过多。由于学校要承担大量的非学术性工作，使大学内部管理处在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困境。比如政府部门掌握大量的竞争性经费和教育资源，使学校和教师经常要“跑部”争取“钱”进。如果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运行的大学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又具有公益性质的大学，仅靠大学内部治理的努力是无法实现的。

大学的内部治理组织与管理模式要体现大学作为这种社会组织的特点，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保护教学、坚持学术自由的理念，保障师生的自由探索和其他利益。比如学院与系的学术领导任用要不同于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干部产生方式。还有学校如何以一种平等和包容的态度对待学生。不同的教育方式决定了年轻人留下什么样的成长记忆和思想烙印。

大学除了面临许多非学术性的工作，还有一点也是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所面临的局面，那就是师生价值观的多样化，一些教师不是为理想和兴趣的价值追求来到高校。比如说，现在大学出现了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特别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似乎什么样的事情都能够发生在大学校园。这也是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的从未有过的局面。如何使大多数称职的教师能不受外界的诱惑和干扰，体面地生活，并能自主、潜心地进行创造性思考和研究，这是我们大学内部治理在组织架构和实施过程中必须思考的问题。

同时，校领导班子中需要理解大学文化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专职非学术型领导，去管理如财务、基建和校园其他事务。现在大家似乎看见大学的领导只要是一个教授，他就能够来负责大学某一项专项工作，所以领导班子中“尖子”很多。大学内部治理，需要“内外”治理的改革，政府和大学共同应对中国大学迈向世界一流面临的非学术挑战。

（本版内容摘编于现场文字实录，未经发言人审阅。）

声音

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

目前在批评行政化倾向情况下，对北大来说，还是要进一步加强行政管理。当然这个加强不是说加强管治。在中国的汉语里“管治”是很严肃、很重的一个词，把“管”和“治”这两个搁在一起是非常强制性的。而我们的行政是指怎么样进一步加强对教师、对教学和科研的服务方面的。另外就是怎么样使教师和学生更多参与到学校的决策和管理，这也是我们现在努力做的事情。当然其中也包括学生，因为在过去的管理中学生总是属于被管理的对象。实际上办学校，学生是一个很重要的，至少是非常关键的利益相关者。但是在学校里头，他们是属于话语权很薄弱的，怎么样能够创造一些机制，使得学生能够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也是我们考虑的问题。

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

实际上我们形成了“鸟笼式”的约束，社会对大学有约束，大学对院系有约束，院系对教授有约束。理想的约束是什么?在每一层约束中，既要有权力也要把责任担当起来。现在大学老师最痛苦是什么?国家既要做高水平的研究，又要做对社会服务有用的东西，大学往往把这个指标基本上不作变动放到院系，院系没有作太多分解就加给老师，老师就自己来扛这个多元化的需求。所以说，要在多变功利性需求当中，和长远性、带动性、基础性做到平衡。这样一个结构不但是权力的表层，更要把责任分解出去，使得结构有应变性，在变化的系统当中，找到不变的需求。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

大学组织和管理的特点是松散型的联合体。决策也非常复杂，有自下而上的，有自上而丁的，有各种各样的权力。所以大学的组织与管理要比其他类型的组织更为复杂。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类型有比较强力型管理模式，这可能是行政权力过大。还有是学术型管理模式，试图达到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协调平衡，发挥各自所长。还有就是无力型管理模式，也不能说是无力型的，也就是无为而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国：

我们要提高学校的行政服务水平，处理好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关系。大学是教学科研单位。教学、科研第一线的教授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所有的活动都围绕学术需求展开。从管理学的角度看，行政管理的权利因素具有“放射性”和“膨胀性”的特点，各个行政部门往往会把自己权力扩张。我们怎么样既强调行政管理的“合理性”，同时保证不能让学术机构的文化渗透到行政管理中，让他们过多地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也要限制行政权力的“合理域”，在学术事物中坚持以学术权力为主导，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推进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两个中心”，一个叫学士服务中心，一个叫行政服务中心，保证老师办任何事情一个窗口，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等。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

目前学校教学和科研的矛盾应该说时有发生，老师们都有抱怨，学生们也有一些批评。那么，如何把学校的科研资源着重用于人才培养，这是一个原则性和方向性的问题。我认为，高校科研要有自己明确的定位。有了明确的定位以后，才能突出大学的办学特色。学术性的研究与应用性研究应该并重。这是目前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科研工作要分层管理，来提升科研的服务水平。一个大学的体制改革固然重要，但是精神内涵非常重要。体制制度不能决定一切，当有责任感和精神支撑的时候，制度的贯彻落实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但是大家一切向钱看，我想任何制度都难以使大学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

我们的校长暂时还是学者，学者做好了就变成校长，变成副校长。但是很多都不会管理和行政，根本不是管理人才，特别是缺乏资源、人事管理的经验与实践。另一方面，权力集中与下放之间的取舍。专业管理人员对大学行政的认识也存在问题，学校的人事层次不强，往往会出现问题。所以，学者在担任管理和行政专业管理人员两方面是需要很好的平衡的。最后大学很多章程、很多制度，在管理和行政之间是需要弹性的。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

中国的大学怎么样去面对国家的目标?怎么样面对社会的需要呢?我们在课程里面已经慢慢地拓展，特别是在能源和环境方面的课程，因为这是社会和国家的需要，不但在专业课程里面，也在通识教育方面。无论学生念什么课程，也需要对环境有一定的了解。要是学生念环境科学这个课程的话，里面有三个部分：一个是生态的；另外一个是环境物理学（Toxicology）；第三个是环境化学，而且在公共卫生、地球地理方面也需要进修。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校园里面作了一个环境保护的实验，我们定了一个目标，在2025年以前，中文大学要减排25％。我们是一个比较绿化的环境，但是我们不能跟政府50％减排目标比，但是我们希望起码减排25％。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陈繁昌：

“一国两制”是很特别的，尤其在外国来讲，这是很大的实验。“一国两制”里，企业方面有很多东西做。在教育科技方面，我们也要“善用两制，发挥一国优势”。香港的大学比较有层次，比较国际化，与西方相比其系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我们用英语来教学，在国际上比较有优势。因此，内地与香港可以采用双赢的方法。现在内地与香港在教育科技方面有一些合作平台。毕竟香港也是珠三角的一部分。

（文见《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28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