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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脉沉疴，重塑大学

——大学的功能及其问题

编者按：《南方周末·大参考》刊发澳门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郝志东对两岸四地高等教育的系统思考，一共三篇，本期刊登的是第一篇。下一篇将讨论大学的理念，以及中国大学应该如何解决现存的问题以便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展望中国未来的大学；第三篇文章讨论教授和学生的责任，他们在履行责任时的问题以及改进的方法。敬请垂注。

教学：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

研究：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纷纷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

服务：教授们的学问很多不是用来发展社会，而是用来评等、升级，和社会脱离了关系。而另外一些学问则被纳入社会、经济的系统中去，只为某一利益团体服务，以致“我吃谁的面包，我就哼谁的曲调”。

近几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发生巨大变化。大陆高教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教育产业化”为特点的“大跃进”，使人认为大学“已经没有了”。

这些年来，港澳台的教育也飞速发展，各地专升本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比如小小的澳门也有十多所大专院校。虽然澳门理工学院苦求升等成为大学而不得，但2011年2月初，原“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更名为“澳门城市大学”，尽管严格来讲目前只有一两个专业。

两岸四地对SCI（科学论文引用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论文引用索引）的执着，也都超过了欧美。用台湾人的话说，是SCI和SSCI的“学术霸凌”，导致各地众多教授的不满，问题的确不少。

尽管人们对两岸四地的高校有很多批评，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所以理清大学的功能、大学的理念、教授以及大学生的责任，探讨问题的性质及解决方法，尽最大可能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至关重要。

大学的功能：教学、研究与服务

今人对大学的功能已有基本共识。即大学负有教学、研究、服务的职责，这三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正如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所言，古今中外的大学在大学的责任这个问题上经历了长时间的变迁。

比如，十九世纪中叶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应该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不是发展知识。而之后的德国大学则标榜大学的新理念，即其作为研究中心的理念。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大学则强调教学与研究并重。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大学，在原来大学职责的基础上增加了社会服务一项。于是又产生了大学的分工，如综合型大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博雅学院（liberal　arts　colege）、社区学院等。

中国的大学，从汉武帝时的太学，到魏、晋、明、清时的太学、国子学（国子监），到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直至今天，走过了从传统的太学到现代的大学的转化之路（上书第217－218页）。尽管中国传统提倡传道、授业、解惑，似乎主要是以教学为主，但是研究和服务的社会功能也都一直在承担着。

但是，如何履行这些责任，人们却有很大分歧。下面来看当代中国的大学是如何履行这些责任的。尤其要看，近些年来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所产生的问题。

教学方面的问题：不肯学，不善教，趋于利

先说教学。在内地，有些课程，大学必须使用单一、陈旧、死板、僵化的统一教材，教师只照本宣科，不敢越雷池一步。老师甚至对学生讲，“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见吴苾雯《向中国大学说不》一书）。如此，学生的学习兴趣自然就大减。

有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研究生教学也有很多问题。吴苾雯书中记载：一位学习新闻传播的研究生说，新闻评论学研究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梁启超作品的特点、风格，而对当代新闻评论发展及其承担的功能却不去研究。一门介绍名记者和他们的新闻作品的课，授课方式是老师介绍、学生记录、考试考笔记，而不是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这些记者，再相互交流心得和成果，进行思维的碰撞，锻炼科研的能力。

这样教点东西还算好的。有的研究生导师上课，先吹嘘最近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会见了某某名人等。一堂课一多半的时间过去后，开始念教材。更有甚者，导师接到编教材的任务，让学生每人负责一章。这本来也是锻炼机会，但编好之后出版时署名的是导师和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他们每人只得到300元。学生只是在扮演打工仔的角色。

张鸣的评价是，“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基本上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而本科生教育，则遭受严重的忽视，所谓大牌教授，让学生代课者比比皆是。虽然教育行政部门有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的规定，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形同具文。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没有素质，也没有技能，更没有责任心。”

如此离谱的事情还很多。

2010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外大学校长会议上斯坦福大学校长汉尼斯指出，中国大学的问题之一是课堂以讲座为主，学生讨论的机会很少；再者让学生选择专业的时间太早。在学生还没有了解大学课程、对自己的兴趣还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就让他们选择专业，必然使很多人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专业但是又得硬着头皮学下去。这的确是导致学生对学业没有兴趣的原因之一。

由此而造成的更加严重的问题，正如牛津大学校长汉密尔顿指出的，是中国学生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和倾听者，缺乏自主与创造性思维，缺乏挑战学术权威的勇气。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教育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结果正如张鸣所说，中国的大学“不仅没有实行美式的通才模式，也丧失了苏式专才模式的优点”。

无论是教师的问题还是学生的问题，都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教育大跃进有关。吴苾雯书中还记载：某些学校为了申请博士点，打造研究型大学，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同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聘请了不少“多栖”教授、“双聘”教授，拉大旗做虎皮，对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并没有多少实质帮助，反培养了一批学霸、学阀；他们还办了不少二级学院、独立学院、研究院，出卖大学的牌子，招揽学生赚钱，和投资人坐地分赃。

耶鲁大学校长列文说，从1998年到2006年，“中国高等教育学府的数量翻了一番，从1022所增加到2263所。同时，入学人数是原来的五倍，从1997年的100万学生增加到2007年超过550万学生”。

正如陈丹青所言，如此教育大跃进、如此办大学的目的，基本并不是为了普及高等教育、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而主要是为了办学者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的获取。所以他们才要将教育变成产业，将学校办成公司，将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变成打工仔和老板的关系，将学校办成一个政府机构，将大学行政化。只要关系平衡、学生不出事、教育不出格，守住了这些办学的底线，自己的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就能保住。至于培养人才，那是可以不当真的。

所以，大学让老百姓失望，感到不上大学反而比上大学好，也就可以理解了。但是，受损失的是国家人才的培养和国家发展的健康。

上面那些离谱的事情在港澳台所见不多，但也不是没有，有的地方甚至越见越多了。不过对港澳台来说，对教学质量的主要威胁或是学校过分注重自己的排名，过分注重研究，而不注重教学，或者口头上注重教学，口惠而实不至。

对教学质量的威胁，还表现在课程设置方面以市场为导向，而不是以教育的性质、社会整体发展的需要为导向。如果学生上学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或者当公务员，就多多设立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课程，大量招收这样的学生。而对于国家发展急需的政治学、社会学的本科以及研究生的课程却尽量回避。

殊不知一时在市场上热门的专业几年后会变得人才过剩。而社会急需的专业还是发展不起来。无论是办教育还是种地，都不能说今年大葱好卖，明年大家就都种大葱，而不考虑人们健康饮食结构的需要以及市场的长远发展趋势。这些思维方式的荒谬、大学责任的丧失以此为甚。

与此同时，学校又过度强调数字化管理，以为只有数字才能说明一切，也可以说明一切。于是只问数字、不问品质。

以学生鉴定为例。学生鉴定固然可以帮助老师了解一些教学方面的满意度，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但真正的改进需要老师的责任心、对所教材料的理解、与学生在课上和课下的沟通、和其他老师之间对教学方法的交流。而这些都要时间、精力，但又很难用数字显示出来。只看学生鉴定的分数，无法了解教学的真正效果。但学校行政化、数字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只看自己想看的数字，而不看数字的实质及其背后的问题。如此，教学水平很难提高。

在高校管理公司化、市场化、数字化、行政化的潮流面前，港澳台的大学校长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抵御社会、经济等的压力，守住一片净土，还未可知。在教育责任的承担上，港澳台和大陆一样都任重而道远。

研究方面的问题：谁垄断资源？谁制定标准？何种标准？

重领导而不重老师，主要是指在学术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那些在学术和行政方面的双栖教授，很少有人在做研究。但是他们却在垄断着学术资源。张福贵指出：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利的互换和混淆越来越引人注目。目前，高校和科研机构有一个比较常见的事实：谁是领导，谁所属的专业或单位往往发展就快。这里除了该群体的自身努力外，有时候也包含政策的倾斜和关系的谙熟，其本质上还是权力的置换和越界。更有甚者，某些高校领导在任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纷纷划分自己的学术势力范围，垄断和分割学术资源，为自己留后路，不考虑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实际的承担能力。

他们也不考虑社会发展的整体需要，这就是学霸、学阀。

他们所垄断的不光是教学资源，还有研究资源。研究项目通常掌握在领导手中，除了自己留一部分之外，再分给自己所信赖的人。而这些项目动辄几十万、几百万。

没有权力的学者们的研究需要被忽视了。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学术良心，自求多福。

如今的大学，在教学方面只看学生鉴定分数不管具体教学质量如何，在研究方面则只看论文引用的数据，而不看专书、不看这些研究对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各个学校的研究几乎都被世界大学排名牵着鼻子走。因为这个大学排名可以给大学的管理者带来名誉和地位。不少大学排名特别注重论文引用率，那么他们就抓论文引用率，而将其它更重要的或同等重要的内容放在后面。这大学排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动物？

全球有四十余家大学排名评鉴机构，标准不尽相同，但所谓SCI（科学论文引用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论文引用索引）是主要标准之一。

上海交通大学的评鉴是较有影响的一种。他们的评鉴标准是什么呢？根据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网站的介绍，他们选择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折合数 （简称Alumni）（10％）、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折合数（简称Award）（20％）、各学科领域被引用次数最高的科学家数（简称HiCi）（20％）、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论文的折合数（简称N＆S）（20％）、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简称PUB）（20％）、上述五项指标得分的师均值（简称PCP）（10％）等六个指标对世界大学的学术表现进行排名。从上述指标的权重分配来看，科学的部分超过70％，而社会科学仅20％还不到，更不用说人文学科，根本就没有被体现在里面。（关于本节中有关世界大学的排名问题，除注明者外，请见《纽约时报》Guttenplan2010年11月14日的文章）

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与社科的区域性较强。自然科学的文章较易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而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文章则不易在外国期刊上发表文章，因为有人家的取向。比如美国社会学的杂志，自然主要关注的是美国的问题，而不是中国的问题，除非是比较研究，但其数量很少，只是多种研究中的一种，中国也只是全世界190个国家中的一个。份量再重，在美国的杂志上的份量也不会重过美国。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全部放在国际期刊这个天平上去衡量，只看SSCI，不看或少看其他，正如中研院院长翁启惠所言，对该领域的研究是尤其不公平的。

另一个问题是列在SSCI里面的全是英文期刊，而且大部分是美国的期刊，是否其它语文的期刊、其它国家的期刊，就没有同等的价值？还有，是否没有列在SSCI里面的期刊，即使是英文的期刊，就一定不如SSCI里面的期刊？政大法律系主任郭明政指出，最有名的《哈佛大学法律与科技期刊》就没有在里面。显然，SSCI并不应该是唯一的评鉴标准。

专书也没有体现在里面。2010年3月在华沙举办了全球学术排名观察组织会议。会议报告的调查发现，全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著作引用率，“百分之八十仍然是来自专书与研究报告，而来自SSCI的资料库仅占不到百分之廿。换言之，国内将人文社会与理工自然等量齐观的这套国际期刊评量方式，其实非常有问题”。

其实哪里是很有问题，是本末倒置。只重SSCI而不重专书的做法是非常畸形、非常奇怪的学术现象。

其他的世界大学排名也有很离谱的现象。一间有名的评鉴机构QS在2010年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将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学（Alexandria）排在第147位，并在一个评鉴研究影响的子项目中将其排在第四位，超过哈佛和斯坦福大学。而根据另外一家评鉴机构，Alexandria大学在亚历山大都不是一家最好的学校。后来人们发现该大学的一个教授在自己编辑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320篇文章，而在QS的排名中，论文索引占了32　.　5％的比重。这位科学家如何可以在一年之中发表320篇文章，不得而知，但相信很多是和别人合写，应该不都是他自己的研究。但一个科学家可以将一所大学的排名一步跨入前150名，的确令人感叹不已。怪不得各大学都高薪聘请院士。

这样做，对本校的教学和研究到底有什么实质帮助？正如世新大学校长赖鼎铭指出，花大钱请教授做研究去国外发表论文，这些成果又成为SCI和SSCI资料库的资产，我们再花大钱去买回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难道做研究就是为了这些资料库能够赚钱吗？用商业术语来说，这些智商高超、拥有非常人经济头脑的大学管理者们为什么要做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呢？

很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论文并没有在SCI杂志上发表，这些人的水平就不高了？值得高教管理者们深思，不应被它牵着鼻子走。

当然，不光大陆，港澳台的大学也被这些数字牵着走。教授升等、工作绩效评估、弹性薪资、物质奖励也和这些畸形的数字联系在一起，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难怪被台大心理系教授黄光国批评为“自我殖民”。

我把这种在两岸四地都存在的现象称为“后殖民主义”，也即在殖民主义的统治结束之后，原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仍然以殖民者的标准为标准。岂不知原来的殖民国家的人们现在已经经过反省，检讨了自己文明的问题，在世界文明的发展上又向前走了一大步了。而原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还在遵循着即使是原殖民国家的人们都已经抛弃了的东西，而不知道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将自己的传统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并且创造出一种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这是原被殖民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悲哀。

2010年底一千四百多位台湾教授联名写信、政大等教育单位并举行座谈会抗议教育部门这种明显偏颇的评价方式，反对SCI和SSCI的学术霸凌。他们最后迫使教育部门官员说，今后的评鉴要注重专书及研究报告，不能让学术论文一家独大。

当然，口头上的承诺还要行动上的验证，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到底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正如郭明政教授质疑的，“当台湾高教不再重视‘教育’，而只是竞相撰写SSCI论文；当台湾学术界，尤其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再针对台湾问题进行研究，不再回馈台湾社会，也不再接受台湾社会的检验，那么台湾高教、学术还有何立足之处？”这也是两岸四地的大学都应思考的问题。

服务方面的问题：为何、为谁而教？

大学服务社会，无可厚非。钱穆先生说中国学问有三个系统：人统、事统、学统。“人统”讲如何做人；“事统”讲如何做事，即学以致用；“学统”讲如何做学问，即“为学问而学问”。“事统”就是如何将学问服务于社会。换句话说，只有能够带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发展的学问才是好学问。好的学问应该和服务联系在一起。

上面已经谈到教授们的学问很多不是用来发展社会，而是用来评等、升级，和社会脱离了关系。而另外一些学问则被纳入社会、经济的系统中去，只为某一利益团体服务，以致“我吃谁的面包，我就哼谁的曲调”。这是在中外都有的问题。

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前三十年，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文艺。任何不符合这个原则的东西都要受到批判。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学问，因此被取消。就是在后三十年，不同调的都被放在错误答案之列。

与教育为政治服务相对应的，是教育为经济服务。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如火如荼的教育产业化运动，就是教育为经济服务的一个典型事例。

课程设置则是为市场服务。这个问题在两岸四地、国内国外都有。凡是市场需要的专业就大力发展，比如商业管理。如果某一门课上的学生少，就以学生没有兴趣为由砍掉，而不管这门课对学生的教育结构是否重要。教育被市场所驱动，而不是被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以及教育本身的规律所驱动。

另一方面，盲目扩大招生可以带动GDP的发展，也是为经济服务。但是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则不在教育主管者的考虑之内。收取高额学费是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服务，而不顾还有人数众多的贫困生上不起学，另外一些贫困生则需要借贷上学。

这是教育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显然，教育是不太为贫困生服务的。2010年大陆高考报考学生人数下降，据报道，“在弃考生中，农村学生占较大比例。……从1989年至今，中国大学学费增长了至少25倍，涨幅几乎10倍于居民收入的增长；供养一个大学生，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人，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的纯收入，畸高的大学学费成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大学很难说是在为广大农村的贫困生服务。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人数众多的行政官员在职读研究生、读博，自己不去上课，请秘书代上、代考，而大学也乐得既获得了经济利益又建立了政治关系，自己也不用认真授课、看论文，反正大家都在混。结果教育并没有真正在为学生服务，而是在为有钱人、有权人服务，为大学服务、为教授自己服务，为自己的朋友服务。

教育为大学服务和为教授自己服务，还表现在学术研究方面对SCI和SSCI的过度依赖，因为这一点和大学的商业评鉴以及老师的利益等直接挂钩：校长会有成就感，得到更高的名誉和地位乃至金钱，老师则可以得到升等的机会，也和名誉、地位和金钱有关。但这并不必然能够和为社会整体发展服务联系在一起。这的确是大学堕落的表象之一。两岸四地均如此。

结论

2010年中国青年报进行的调查也指向了同样的问题，指出了大学改革的方向：

调查指出，目前大学存在的其他问题还包括：忽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70.9％），抄袭等学术不端现象严重（61.0％），缺乏创新人才（55.8％），学术评价标准有问题（53.2％），缺乏一流的教育家（50.2％），管理不透明（48.6％）等。

在公众心目中，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调查中，71.4％的人首选“有独立自由的文化氛围”，70.2％的人认为是“对社会起到引领作用”，61.5％的人选择“有高素质的教师团队”，53.8％的人选择“培养出大量杰出人才”。
调查还显示，公众认为读大学的最重要收获，首先是获得独立思考能力（78.2％），其次是掌握学习能力（58.1％），第三是取得专业知识（54.6％）。

大学的问题显然已经非常严重，在教学、研究和服务中均是这样。港澳台的大学也要思考自己做得如何。

改革的方向非常明确。问题具体应该如何解决呢？下篇文章，就从大学的理念来看，大学应该在这几方面负起怎样的责任。

（文见《南方周末》2011年3月3日第E3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