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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南方科技大学的教改试验

南方科技大学自主办学的尝试，让关注“钱学森之问”的人们看到了希望。中国大学要培养杰出的创新人才，应该走怎样的道路？南方科技大学的模式能否复制？

刚刚招收了45名学生的南方科大，是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吃螃蟹者。去年12月，校长朱清时决定在不经教育部批准的情况下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和文凭。此举博得了所有支持高教改革者的喝彩。

“我们要建的，是加州理工大学那样的学校，”朱清时说，“也就是最能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大学。钱学森就曾多次谈到他如何受益于加州理工大学。”

“南方科大的模式能够复制吗？”记者们把这样的问题抛给了包括朱清时在内的教育界委员。

“自主招生是可以复制的，但研究型大学，不是每一所大学都能办的。”朱清时说，“建立研究基地是很费钱的，而教学型大学不费什么钱，事实上中国更需要的，是教学型的大学。”

“教授年薪过百万，学生一年一万补助，全中国哪有这么多资源？”素以能言而闻名的葛剑雄委员认为，南方科大的模式不是全中国都可以仿效的。

“南方科大要培养的是天才，是精英，”葛剑雄如是评价朱清时的事业，“没有足够能力的学生就不适合。可能有的学生最后要退学。”

朱清时并不否认南方科大的小众性。他回应说，即使在美国，大学要培养的创新型人才也只占所有大学生的3%。南方科大的自主招生，也许可以仿效，但研究型大学的定位只能是“非主流”的。

“人才结构像军队一样，既有军官也有士兵。”他给记者打了一个比方，“南方科大好比军官学校。但一个国家还需要培养士兵、班长和排长的学校，而且后者要多得多。”

“现代大学制度，需要多元化的办学方式，”同样来自教育界的陈勉委员说，“以往我们把办清华、北大看作是所有学校的出路，其实国外的著名高校，培养目标也各不相同。”

事实上，人们往往忽视了南方科大的反叛兼具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打破僵化被动的高等教育体系；二是提供精英教育，培养顶尖科研人才。前者很大程度是无奈之举，后者才是朱清时自始至终的目标，在他看来，全新的教育才能培养出钱学森期望的顶尖人才。

“30年前，我们还不知道大学有不同的类型，”朱清时回忆说，“那时候大家以为，大学只有办得好或不好，没有特色的区别。我们的实践，实际是突破了这个观念。”

为了建立国内前所未有的“研究型大学”，南方科大不得不在每一环节独辟蹊径。

政协会议的休息间歇，在记者对待明星似的重重包围下，朱清时一遍遍耐心介绍这所新学校的独特——

南方科大的入学考试比高考更严格，“笔试题是最权威的机构出的，还有面试和心理测试。招进来的学生必须是无可争议的优秀人才”。

学生接受通识教育，前两年不分专业，用最新的教材和英语授课，借此打下扎实基础，并根据每个人的才能选择专业。

从国内外精挑细选的9位名师，和学生同住在校园里。每人担任5名学生的日常导师。朱清时认为一开始就要招进来一流人才，否则日后四五流人才会堵住一流人才的来路。为此南方科大聘请猎头公司，还在《科学》上刊登广告。

校园没有大门，代以一棵百年榕树和一块巨石。几栋学生宿舍楼，又叫书院，隐没在九座小山的树林里。建筑低矮，没有电梯。朱清时希望避免一切花哨和大而无当，让学生受到环境的感染，静下心读书。

“一个高度有活力的学校，就像梅兰芳的剧团。”朱清时这样阐述南方科大的原则，“所有人都围绕着梅兰芳，让他把戏唱好。我们的学校一切围绕着教好学生，做好科研。不赋予它更多的职责。”

这样的实践，能够成功吗？事实上，被问到的教育界委员们都乐观其成，但表示还需要四五年实践的检验。
“4年后，我们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学生，将被国内外的著名高校抢去做研究生。”朱清时倒是对此毫不担心。他心感忧虑的是，现行教育法规还不允许南方科大自主招收研究生，这使招募科研精英遇到了困难。为此他在政协会上提出修改过时法规的提案。

“修改了这些法规，教育界才能真正解放，活力才能恢复。”朱清时说，“那时，我们就能真正回答钱学森的问题。”

（文见《科技日报》2011年3月5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