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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学教育改革一个支点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马树超

中外合作的上海纽约大学近日在浦东陆家嘴奠基。这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后兴办的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不少人对这类中外合作大学寄予希望，因为中外合作很有可能推动大学体制转变。

但事情恐怕没有这样简单。目前，中外及内地与港澳地区合作大学已有三所，也即西交刊物浦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但是，这些大学的管理体制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喜之处。

而此前，南方科技大学官方网站披露了《教育部关于同意筹建南科大的通知》的详细内容。根据该通知，教育部批准南科大筹建期为3年，筹建期间，可以试办本科专业。这表明，教育部已经批准南科大取得本科层次的招生权和文凭授予权。

这意味着中国大学体制改革重新启动并提速。

没有人否认，中国的大学体制必须改革。从大学管理层到学生、家长，从大学生雇主到政府官员，都认为目前的大学体制存在严重问题。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大学行政化。而且人们都承认，过去十几年间，大学的行政化日益加剧。

这种行政化首先表现为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大学事务的全盘控制。由此导致了一个最直观的问题：所有的大学在单一行政中心的指挥下，追逐相同的目标，导致大学目标单一化。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都指出过这一点。本来即便在计划体制时代也尚存在的大学间的个性，逐渐消失了。

在大学内部，整个管理体系也高度行政化。比如，这种行政化的大学管理层，以单一的量化指标考核所有教师。在这种考核压力下，教师们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拼凑论文。由此，论文的数量急剧膨胀，质量则急剧下滑，甚至出现无数重复、抄袭、剽窃事件，众所周知，中国也形成了一个论文交易与出版黑市。

看起来悖谬而实际上合乎逻辑的是，这种高度行政化的管理者，又非常热衰于商业化经营，很多大学校方和院系都在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政府的资金拨付机制也让几乎所有大学教师被迫投入到抢夺资金的游戏中。大学中，行政权力与金钱同时居于支配地位，学术标准、教师伦理则被压制而几乎溃不成军。

可以说，目前中国大学所存在的让人不满意的所有问题，都与大学行政化有关，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有鉴于此，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应当结束大学行政化体制，而让大学享有其应当享有的自主权；比如，年初，两位曾经在国外大学任教的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明确提出，教育改革的支点就是承认、保障高校的自主权。

他们提出，高校的自主权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招生、课程设计、培养方案、毕业、学位、学术事项原则上应该由各大学决定；其次，大学应该尝试建立相对独立的理事会；第三，大学校长的遴选应该由大学理事会决定，然后报送教育部批准、任命；第四，各大学的经费预算由财政部单列并直接划拨各高校；第五，在高校内部，校方也同样要赋予院系充分的自主权。

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大学改革方案。其实，这样的方案并非学者心血来潮，故意给教育部门出难题。1999年1月份颁布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大学有7项办学自主权，包括招生自主权、学科设置自主权、课程设置自主权。然而，今天的中国，大学自主权仍然是不到位的。

这样的情形，与其他领域如出一辙，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整体困惑。比如，尽管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今天，没有人敢说，中国的土地、信贷、劳动力等市场真正地建立起一个基本完善的市场机制。根源在于，行政权力仍然居于强有力的支配地位，而这种权力本身没有受到有效约束，只要有时机，它就会扩张自己。而对于这样的扩张，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衡机制。

那么，如何推进大学体制改革?伴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定、颁布，教育改革似乎有重新启程的样子。今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其中提到，若干省市进行试点，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若干大学也将试点建立健全大学章程，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

这样的政策努力，也许会遭遇很多制度性障碍。但是努力总比不努力好，再加上学者们的呼吁，中外合作创办大学的冲击，南方科技大学这类大学的大胆试验，大学体制改革会逐渐推进，大学的自主权会逐渐从纸面的条文变成校园中的现实。

(文见《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