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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任重道远

谢小庆

高考刚刚结束，高考改革，又成为人们关注的热门话题，在高考改革方面，实际上包含两个问题。一个是考试内容的改革，一个是大学招生方式的改革。

“考试内容的改革，要加强能力考查的比重，降低对特定知识‘死记硬背’的考查。”

考试内容的改革方面，20多年来，高考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高考已经很不同。考查对特定知识机械记忆的题目，已经被压缩到很小的比例。与特定教材相挂钩的内容，也已经被压缩到很小的比例。许多题目都注重考查对所学知识的灵活运用能力。例如，现在的试卷中包含相当比例的选择题。这些选择题，主要考查考生的判断能力，而不是记忆能力。又如，现在的语文试卷包含很大比重的“阅读理解”题目。这些题目，与教科书的内容基本没有直接联系。再如，现在的作文，大多采用“材料作文”，而不是20年前的“命题作文”。这种考题，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表现空间。这种注重考查能力的考试，不是要考出考生“不会什么”，而是要考出考生“会什么”。不是要考生在考场上“出丑”，而是让考生在考场上“出彩”。

由于许多省单独命题，试卷的命题水平尚参差不齐。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命制的“全国卷”，以及北京卷和上海卷，在从“考查知识记忆”转向“考查能力”方面，进展是非常明显的。

“招生方式改革：降低笔试比重。”

大学招生方式的改革，主要是要降低笔试的比重，给已经教了学生3年甚至6年的高中老师一定的发言权，因为他们最清楚哪些学生具有发展潜力；给将要教学生的大学老师一定的发言权，因为他们最清楚什么样的学生教起来最顺手。

现行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首先，在学生评价方面最具有发言权的高中教师没有任何发言权。作为一个心理测量学者，我深知，即使仅就能力评价而言，再好的考试也不如教师对学生的长期观察更准确，更不用说非智力方面的评价。今天的情况是，最了解学生的中学教师对大学的招生决策没有任何发言权。相反，招生决策几乎完全依据在评价学生能力的有效性方面颇值怀疑的标准化考试。要知道，比我国高考科学化程度高很多的SAT（美国高考），在美国大学招生考虑中所占比重也不过30%左右。

其次，将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大学老师的发言权也微乎其微，一般只能在具有同档分数的考生中进行选择。由于人的复杂性，在高等教育界存在不同的教育理念是很正常的。“语文水平对于研究物理是否重要？”对于这个问题，物理学家们的看法相去甚远。有人认为“很重要”，有人则认为“无所谓”。“英语水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是否重要？”对于这个问题，古汉语专家们的看法也相去甚远。对于这一类问题很难得到结论性的共识。今天，在大学新生的选拔中，校长和教师的教育理念基本不能得到体现。

第三，一些具有潜力的“专才”被拒之于高等学校之外。“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今天，一些在某一方面表现出强烈兴趣和潜能但发展不够全面的学生，很容易由于分数未“上线”而被拒之于大学或一流大学之外。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是矛盾的。“世界冠军”大多发展不够全面。哪位真正关心自己学校发展的校长不希望自己的学校中多出几个“世界冠军”呢？今天，多少校长有权力将这样一些潜在的、不够全面的“世界冠军”招进自己的学校呢？

这种现象是由于对大学生质量的关心不够。学生是大学的“原料”，一个自负盈亏的企业家不会轻易将原料的采购权交给企业以外的人，因为原料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产品质量。但是，在许多年中，我国的大学校长们对这种基本放弃招生权力的状况却泰然处之。“原料”的好坏，“产品”的好坏，与校长的利益没有多大的关系。多数大学校长们的境遇是：既没有多大权力，没有多大责任和利益。没有聘用、解聘的用人权，没有奖罚的财权，也没有“采购原料”的招生权。

“坚冰虽已经开裂，仍然任重道远。”

伴随“大学生就业难”现象的出现，一些校长已经感到了压力。为了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关注“原料采购”，需要改变这种“原料采购”大权旁落的现象。校长们的这种变化使大学招生制度改革获得了原动力，使招生制度改革成为可能。于是，自主招生出现了。于是，“抢生源”的现象出现了。于是，大学招生中开始采用“面试”了。于是，“高中校长实名推荐”出现了。于是，北京大学11名教授联名致信校长周其凤，建议进一步打破“唯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于是，云南省教育厅在任厅长罗崇敏2012年5月4日在西南大学的演讲中公开亮出自己的主张：彻底改革高考体制，取消现在的高考方式。于是，2012年6月6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对记者公开宣布：南方科大的理想是不通过高考招人才。于是，“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自主招生”、“多次选择”、“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等重要的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于是，“大学招生100%靠笔试成绩”的局面开始受到冲击。于是，岿然不动的高考开始松动。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高考改革就已经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当时有一个广泛应用的简称是“克服片追”。30年过去了，尽管我们已经在高考改革方面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应试教育”的局面非但没有实质性的改进，反而从基础教育向高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延伸。

今天，对于高考改革的努力仍然存在种种非议。作为一个长期研究高考问题的学者，我希望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不受干扰，不为所动，坚定而谨慎地继续推进高考改革。

《光明日报》 2012年6月11 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