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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质量，不要“自说自话”

对话人物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周海涛 本报记者 靳晓燕

入学门槛降低不意味毕业质量可以下降，就读人数增多不意味生均学习机会可以减少，教育资源紧缺不意味教学强度可以稀释。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高等教育要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紧密结合，提高教育质量和创新能力。这对提高质量提出了哪些新要求？意味着什么？

周海涛：这表明，高等教育质量怎么样，实际上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大学内部人员即“大学人”对质量的看法，二是大学外部人员即“社会人”对质量的判断，三是大学质量客观上所处状态的刻画。提高高等教育质量，重在摸清大学质量的底数，融合“大学人”的质量追求和“社会人”的质量期待，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共同提高大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战略贯彻实施和大学生成才成功的服务能力。

记者：那么，融合“大学人”的质量追求和“社会人”质量期待的高等教育质量又是怎样呢？

周海涛：首先，跳出大学看大学。大学不是“孤岛”，而是社会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着眼，从学习型社会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着力，从教育改革和协同创新着手，破除教育、科技、社会之间的壁垒，破除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壁垒，破除大学内部学科之间、部门之间的壁垒，密切大学与经济发展的联结程度，提升大学与社会建设的互动效率，增强大学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的整体效果。

其次，回归“育人”办大学。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后，入学门槛降低不意味毕业质量可以下降，就读人数增多不意味生均学习机会可以减少，教育资源紧缺不意味教学强度可以稀释。因此，资源配置、精力投入、管理力量、工作重心等均应向人才培养聚集。

再次，凝练特色管大学。当前，“高水平、有特色”成为每所大学提高质量的共同追求，也是所有大学克服同一区域的同构性、同一类型的同质性的理智抉择。适应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需求，大学可在培养模式独特化、资源配置细分化、学科建设专门化、办学类型精细化、教育环境生态化等方面加强管理创新，形成各安其位、各展其长的办学格局，在错位发展中彰显特色、提升质量。

避免诸如只改教研目标不改组织机构、只改决策机制不改运行方式、只改教学内容不改教学方法等“单打一”做法。

记者：我们也很清醒地知道：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坚持改革创新，克服不敢改、不愿改、不会改的畏难情绪，敢于突破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这方面的创新突破如何做起？

周海涛：长期以来，一定程度存在着的计划管理体制、行政化管理机制以及数目字管理方式是阻碍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影响了大学师生积极性与创新活力的发挥。需要从多个方面推进大学综合改革。

记者：主要涉及哪些方面呢？

周海涛：一是推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规范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从制度上界定政府对于大学的权限和责任，政府更多地依靠宏观调控手段引导大学发展，解决政府对大学管理过死过细、角色错位缺位等问题。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解决大学依附于政府、自主发展和自我约束意识不强的问题。

二是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以创新为导向的服务型管理机制。完善领导体制，再造扁平化组织结构，制定和落实大学章程。在大学内部引入竞争机制，提高大学教师专业化程度。协调大学内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更多发挥教授、专家在学术事务中的决策权。

三是完善管理流程，丰富管理方式。把握当前大学综合改革的系统性、结构性、配套性特点，确立每一环节的规范程序和相互衔接规则，避免诸如只改教研目标不改组织机构、只改决策机制不改运行方式、只改教学内容不改教学方法等“单打一”做法。同时，灵活运用研讨性、评议性、协商性、服务性等方式，开展柔性化管理。

建立大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要注重同行评议，特别是国际同行数量比重及其意见。

记者：毫无疑问，“质量”已成为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最为深刻的命题。现在，对“质量”认可，有多方面的指标体系，在提高质量之路上，这些评比或多或少成为教育者的羁绊，如何坚持自己的方向，不为所动，也是很考验大学的。一方面需要创新，一方面又要符合教育规律，两者如何平衡协调？

周海涛：大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是引领发展道路的“方向盘”，是调控教研行为的“指挥棒”，是评判办学状态的“听诊器”，是激发师生活力的“发动机”。

确立指标体系、开展质量评比对大学来说是必要的，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我国大学也不例外，目前既有外部的排行榜，也有内部的考核表。这些内外部的评价考核，在指标体系上一定程度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重数量轻质量、重立项轻产出等误区，在组织实施上存在多头评比、重复评比、“评与不评一个样”等并存的现象，导致科研精力投入多而教学精力投入少、发表文章多而影响因子小、科研项目多而知识产权专利少、文化活动多而大繁荣大发展内涵缺失和闻“评”生畏、评价“疲劳”等倾向，值得条分缕析并采取措施。

记者：如何建立有效的指标体系？

周海涛：对于政府评估来说，宜借鉴法国等国家的经验，成立国家级的独立评估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各类大学质量评价活动，避免多头评比，重复评比；研制和完善评价方案，公开评价信息，评价结果应成为政府对大学绩效考评的重要依据。

对于民间排行来说，由于各类评比的指标不同、权重各异，大学宜结合实际作深入分析后，一方面可做未来决策的参考；另一方面遵循规律、坚守特色，坚信实力是检验质量的真正标准。

对于大学内部考核来说，宜将考核周期适当拉长、与教研周期相匹配。推进指标体系多样化、精细化，并做到全员参与制定指标，考评结果与晋职、待遇等紧密挂钩。注重同行评议，特别是国际同行数量比重及其意见，毕竟“小圈子”、“自说自话”式的学术评议在全球化时代的价值不大。

快评

质量评价，谁说了算？

质量，中外高校提升自身影响力时概莫能外的追求。提高质量，更是当前中国高校走向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习惯说“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也习惯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打个比方，高校就如同这“桃李”和“酒”，好与不好，能不能打动人、吸引人，果实和酒香，也就是高校培养的人，自然会为这些大学赢得评价和认同。

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下的大学办学理想——不用患得患失地考虑大学要完成的种种“任务”，不用为赢得社会认可而忙于种种自我推销，也不必为吸引各种投资捐赠而忙活着自我宣扬，大学，只需要按照大学之成为大学的那种办学理想去脚踏实地长期努力就可以了。

现在的办学环境是，中国的高校既要努力高效地维系内部正常的运转，又要努力在社会各方面展示自己的影响力和成就。这个过程中，大学就不再可能埋头校园、心无旁骛、潜心致智地自言自语，还必须听取并营造社会各个方面传递过来的评价，毕竟，大学的发展，尤其是如今国际环境下的发展，早已经不是那个沉默不语或者自言自语的时代。

那么，大学的质量如何，大学的口碑怎样，大学的影响力如何。这种评判权，大学只能与社会分享，至少必须经受来自各种方向、各种目的、各种层次的评价。有时候，这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毕竟，高教质量，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部分人说了就能算数的事情。有时候，这是一个类似于“成长的烦恼”的痛苦，毕竟，不同的评价都从不同的方向上让智者拥有“兼听则明”的机会。

《光明日报》（2012年04月25日 1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