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港读研，升温之下的就业困境

李雪林 唐闻佳

■7月29日，程欣蕾整理完最后几叠教科书，已经大汗淋漓。在港读硕时，这些每本售价为两、三百港币的英文版传播学类教科书，曾一度让她遭遇“经济危机”。而今，她却把它们打包扔进了公寓9楼过道里的垃圾箱。“我要回家了！”在赴港读研、工作整整三年后，程欣蕾向公司辞职，于8月5日登上了飞往家乡杭州的班机。

■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博士生高杰的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在这个月底举行。专攻机械自动化领域里比较超前的课题，通过答辩应该不成问题。只是，在香港读博3年，高杰对于未来的规划一直处于游离中。由于暂时找不到理想去处，他打算仍留在导师的实验室继续工作一年。

■徐思哲，2008年底获得香港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在该校做了一年研究助理,今年年初回到了内地。一心想做学问的他申请了北京、上海等地多所高校的教职，最近刚刚落实了工作：到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做博士后。这个结果让徐思哲比较满意，“一边给学生上课一边做研究，一年后就可以取得正式教职了。”

2010年考研报名，不久后就将启动。眼下，有意去香港读研或者读博的学生，正忙于备战英文考试，准备申请材料。比起港校在本科招生中争抢内地高考状元的那番兴师动众，最近几年，内地学生赴港读硕、读博也在悄然无声中升温。但越来越多的内地生开始觉醒：港校文凭的含金量并不如预期，尤其体现在就业中，凸显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公式——在香港，学历越高，就业越难。

游走香江边缘，很多高学历的内地生面临着难以言说的就业困境。

港校的研究生班——不少是“内地学生班”

2006年，28岁的高杰已经在大连一家外语培训机构工作了3年，怀揣工程硕士文凭的他，对自己仍未实现的专业梦想心存不舍。“辞职，去读博士！”因为高杰的太太喜欢香港，他们决定一起申请去香港读书。

在香港高校，读博实行申请制，即申请者需要向大学提交雅思或者托福成绩、简历、大学成绩单、研究计划等材料。高杰告诉记者，在香港，一些大学教授在招收博士上有很大的权力，如果他觉得申请者的研究方向和他对路，在研究上有潜质，就会给申请者一个面试资格。

2007年6月，高杰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开始攻读机械与自动化工程专业的博士学位，而太太郭海颖则到香港岭南学院读商科硕士。进了学校后高杰才发现，同一个专业的博士生里，居然有80%来自内地，而且出身“显贵”：多数来自清华大学、中科大、哈工大、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内地一流名校。

同样是2007年6月，程欣蕾从上海一所“211”重点大学的新闻学专业毕业，于8月底登上去往香港的飞机。她的内心，充满了对于即将入读的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班的种种猜测、期待。当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全球传播专业硕士班新生交流，程欣蕾吃了一惊：班上大部分同学都是内地名牌高校的毕业生，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等等。“全班37个人，只有8个香港本地学生！整个就是一‘内地班’。”
“内地班”现象，在香港高校的硕士和博士生阶段尤为突出。“这是因为香港学生不会特别追求高学历，他们中不少人高中毕业就工作了。”程欣蕾到港校就读后才了解到，香港的行情和内地不太一样，香港人的务实和精明在就业上也一览无遗：如果是升学，港人更热衷于读金融、管理或者法律；而人文社科类的基础学科，甚至一些在内地很走俏的理工类专业，相对少人问津。

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期间，高杰则从身边的同学那里了解到，港校只是很多人“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本科毕业后，第一选择是申请美国、英国的大学。由于拿不到满意的奖学金、申请不到最好的大学，但又不想托福、GRE白考，于是就把香港的大学当作‘备胎’。这里确实有好几个美丽的、性价比较高的‘备胎’。”

大四那年，程欣蕾疯狂考GRE、托福，无奈折戟GRE考场，申请美国名校无望。彼时，她发现港校的硕士一般只要求托福成绩和一篇个人陈述，此外，港校一年10万人民币的学费，硕士一年学制，相比于美国大学两年制的硕士、100万元的费用，绝对是根诱人的救命稻草。
内地本科毕业生蜂拥香港读研深造，也加剧着港校申请的激烈程度。在徐思哲的印象里，2005年他申请赴港读书时，香港科技大学中国文学专业一共只招2名博士，内地有60人左右申请；而到了2009年，该专业招收3名博士生，而报名的内地考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超过100人。

融贯中西的教育——应付课业让人团团转

尽管很多内地生当初选读港校有些半情不愿，但真正求学于港校，其课业难度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硕士生课程不多，可是全英文授课，课后还要看大量的英文教材、查阅资料，学习到凌晨一两点是家常便饭。”对于学文科的程欣蕾来说，到香港深造和留在内地学习的最大不同是，那里没有老师会催着学生去看书，但学生却不得不去看书。因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真正上升到了理论和学术研究层面，内容相对晦涩难懂。如果不在上课前预习完几十页的知识，可能整节课都听不懂教授在讲什么。

在高杰看来，港校之所以能保持相对高的办学水准，一个关键原因就是学校坚持不扩招。他所在的工程学院，老师一般只带一到两名研究生，“绝不会出现一个茶壶配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茶杯的状况。”他太太在香港岭南学院读商科硕士。那一届，整个香港一共就8个大学招商科硕士，每个学校只招一名学生，全港也就8个商科硕士学生

“香港的教育虽然跟北美还有一定差距，但地处中西交流的汇合地带，仍有着内地高校不可企及的国际视野。”高杰发现，在香港的大学，教授基本上都具有海外留学经历，他们带来的资源、项目都是国际上最新的。谈到自己的导师时，高杰掩饰不住心里那点小得意。“他特别牛，身兼两个学术杂志的主编，专业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跟他都很熟悉，前来给我们博士生上课的客座教授都是导师从国外请来的，在业内赫赫有名。”在跟随“大牛”导师的三年里，高杰先后经由导师的推荐，去中国台湾、美国等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而他的同门师兄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更多，美国就去过两次，还有一次去了瑞士。

徐思哲在香港科大文史哲学院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诗学和中国古典文学。外人看来，这样的传统学科根本没必要去香港读，内地资源本该更丰富。但徐思哲还是觉得，港校的教育更有活力，“国外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一出，你在课堂上立刻就能听到、学到；而在内地的课堂上听到，不知道已经传了几手了。”

应付课业已经让人忙得团团转，但很多到香港读书的内地生，还必须每天坚持挤出时间做同一件事情——学习粤语。这不仅是因为港校里不少老师只会用英语或粤语授课，更重要的是，这门语言与他们未来留在香港本地就业息息相关。

这个月底，高杰就要参加答辩了。他做的课题主要是辅助人行走的智能装置，这是他导师课题中的一部分，他参与设计的智能驱动器正在美国申请专利。“这个题目，目前世界上研究的人还很少。”高杰信心十足地说，在香港，大学教授做的研究多属交叉学科，且为专业领域的前沿课题。“不像内地有些博士生做的东西已淘汰了很多年。道理很简单，你做的东西超前，研究就有价值，文章就容易发表，容易得到业内认可。”

港校文凭的尴尬——毕业时方觉“里外不是人”

只是，“象牙塔”的美好，抵消不了香港社会“务实”的残酷。待到毕业季，很多内地生才渐渐明白手中那张学位文凭蕴藏的尴尬。

徐思哲2008年底在香港科大顺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本想在香港的大学找一份教职，后来发现简直难如登天。“基本上不可能，特别是文科。”他告诉记者，读到博士的人一般都想继续自己的研究，但如果想留任港校，只能进入讲师序列，而这个序列将来是不能晋升教授的，只有那些在欧美名校获得学位的博士才有可能拿到正式教职。

高杰和他的同学今年的遭遇，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他的3个博士同学，一个又回到了自己的母校厦门大学当副教授，“其实他不想回去，但是想在香港找一份研究工作的职位，太难了。”另外一名博士回到深圳开了一间公司，还有一位香港的博士同学，到香港本地一家科技企业工作。

“在香港拿的博士学位，竞争力比内地博士强一些，但不如北美名校。”高杰所在的学院，今年来面试教职的5个候选人中，3个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2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的。“我们怎么竞争得过他们！”

令人玩味的，还有港校本科生的毕业去向。根据香港城市大学的统计，约60%的本科生毕业后会继续攻读硕、博，其中大部分人负笈海外，包括美国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斯坦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而在香港中文大学2009年度内地本科毕业生的去向表上，在港和赴海外进修的比例达到40%。由此观之，内地生赴港攻读本科，港校是跳板欧美名校的“利好”，可是对于赴港读研的内地生而言，这就是“利空”——跳板欧美名校再度深造的空间小了，港城的工作适合“学究”型的人才着实不多。

在香港就业市场上，能够找到如意饭碗的大学生，同样只是少数。对内地生来说，粤语是一道拦路虎，工作签证则是另外一道。据了解，按照香港本地的法规，如果公司聘用了内地学生，就要为学生办理工作签证，期间免不了出钱出力，很多公司觉得麻烦。即便一些内地生可以幸运地留港工作，应聘他们的企业大多具有内地业务，需要熟悉内地市场的员工。工作几年后，这些内地员工还是会被公司派驻内地工作。

而内地生的另一重难言之隐在于，他们心仪的港校文凭，在很多内地企业眼里并不具备足够高的含金量。“比不上美国顶尖学校的海归，在很多企业眼里甚至也不如清华、北大等国内名校的毕业生。”和早些年的情形不同，内地就业市场岗位供不应求，竞争激烈，已经不再是就业“避风港”了——港校文凭在内地有点“里外不是人”的尴尬

跻身“港漂族”——压力难为外人道

意识到就业形势的严峻，在赴港学习不到一年后，程欣蕾和同学们就开始忙于找实习、找工作。事实上，为鼓励内地毕业生留港服务，香港特区政府2008年就宣布，所有内地生毕业后可以留港12个月，期间可工作或就学。不过，大部分学生仍希望在6月份毕业后就能直接工作。“毕竟，毕业后搬出了学校宿舍，远离了学校相对便宜的食堂，一天找不到工作，就是一天的支出。”

2008年4月，看到香港某电视台在网上公布招聘信息，程欣蕾试着投了份简历，竟获得了实习机会。由于她应聘的岗位是一档晨间节目，每天早上4点就得起床。幸运的是，两个月后，程欣蕾顺利转正。而她的同学，大多因求职不成回到内地。

即便能成为内地生中少数的幸运儿，跻身为“港漂族”，他们的生活也并不华丽，生存压力让很多人喘不过气。“辛苦找了份工作，当个底层的小助理，拿的工资交了房租后就所剩无几。”据悉，香港本科生的平均工资在12000-15000港币之间。而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一般普通的40平米住宅，且在大埔这样的郊区，每月房租就要8000港币，有时甚至上万元。

因为经济原因，程欣蕾说，她除了起早摸黑的工作，其余大部分时间只能在家睡觉，或坐在沙发上发呆。陪伴她最多的，就是远处高速公路上偶尔驶过的汽车喇叭声。“我为什么还在香港呆着？”工作一年后，程欣蕾问自己这个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

8月5日，程欣蕾在香港工作整整两年后，搭上香港飞杭州的班机。她割舍的不止是陪伴她度过青葱岁月的教科书，还有香港这座城市带给她的一切。朋友、同学、亲戚听到她辞职的消息，都会瞪大眼睛为她抱憾，当然，更多的是不解。只有程欣蕾自己知道，“香港很繁华，但是总感觉这种繁华不属于我。住不好，吃不起，玩不了，没什么朋友和亲人，死抱着一座城市，被莫须有的浮华所绑架着，有意思么？”

（文见《文汇报》2010年8月12日第E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