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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能否成为世界发展新动力

近日，英国文化协会主办的第五届国际教育年会“2011走向世界”在香港举行，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近千名政府官员、大学校长和专家学者出席会议。虽然会议内容多少有点“英国味儿”，无论是对大学经费投入的讨论，还是对国际学生流动的关注，都让人联想到近期英国正在进行的一场高等教育改革，但是这并不影响参会者的热情，毕竟在教育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影响日益深刻的今天，各国大学也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这些问题。

教育经费——政府责任还是个人投资

“世界发展的动力之源”是本次会议赋予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新定位。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高等教育不断被推上风口浪尖，或被“捧”为国家走出危机的重要力量，或成为国家节约开支、削减预算的对象。高等教育到底是世界发展的新动力，还是各国发展的一道难题？与会者各抒己见。

英国文化协会首席执行官马丁·戴维信说：“未来将是知识经济的社会，一个国家要想获得成功，必须依靠知识的分享，而高等教育不仅是知识产生和传播的重要机构，也是促进全球合作的重要机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经济必须要有强大的高等教育做后盾。”

然而，众所周知，自去年年底以来，英国政府削减大学经费，并将英国大学学费上限提高到9000英镑。据英国媒体日前报道，许多大学最新公布的学费标准直指9000英镑的“高压线”。

出席大会开幕式的英国大学与科研事务大臣戴维·威利茨坦言，“英国目前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引起了很大争议”。他强调：“实际上，英国大学的经费并没有减少，只是不再直接从政府得到拨款，改为向学生收取学费。大部分学生在入学时都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等到毕业后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再偿还。”

按照威利茨的解释，钱似乎还是从政府到大学，只是中间多了学生转手，而这一转手，就出现了选择、竞争和角色转变，给高等教育注入了活力。威利茨说：“单纯的经费投入，并不一定能带来高质量和变革，现在大学必须想办法吸引学生，而培养出的学生必须适合今后的就业需求，这就是大学改革发展的动力所在。”

无独有偶，当前美国教育改革也突出了竞争，联邦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样只是一味地“砸钱”，而是通过竞争性拨款、大学生贷款等，在教育领域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在不少与会者的发言中，不断出现“消费”、“投资”、“顾客”等词汇，看来原本“不差钱”的欧美国家不再把高等教育当作福利，而是更加倾向于一种对未来人力资本的投资。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高等教育又意味着什么呢？非洲大学联盟主席、来自加纳的杰格德教授说：“说到挑战，我们有一份长长的清单，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发展高等教育的决心。”杰格德说，很多非洲国家将高等教育看作有效参与全球竞争的一个突破口，以便有能力去利用非洲的自然资源，改变目前人才和资源双重流失的现状。非洲联盟已经制定了非洲内部的大学合作框架，并且着手建立非洲高等教育科研空间和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巴西南里奥格兰德联邦大学校长卡洛斯·奈托说：“随着知识经济和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增强，教育已经被写入巴西执政者的议事日程。过去7年里，我们获得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教育投入。巴西目前有2000多所大学，在120多个农村地区都设有大学的校区，联邦大学的招生人数翻了一番。”

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加瓦德·拉哈里也同样强调政府责任。谈到发展，拉哈里很有雄心，“希望能有两所大学进入世界前100名”。

大学排名——为大学还是为学生

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在此次英国国际教育年会召开前一天，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发布了一份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行榜，为大学排名这个热门话题又添了一把火。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及其合作者英国高等教育质量调查公司（QS）的负责人均来到会场，零距离与大学排名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展开对话。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自2004年以来每年发布一次世界大学排名，今年首次发布“大学学术声誉排名”。该报主编菲尔·巴蒂表示，世界大学学术声誉排名是在对大学学术表现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全球性调查之后评定的。评定指标除教学和科研之外，还包括论文引用情况、科研成果转化收入以及国际化程度等。

在最新的排行榜中，美国大学独占鳌头，夺得前十名中的七席，哈佛大学位列榜首，45所美国大学进入百强。英国是第二大赢家，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名列十强，12所英国大学进入百强。日本有5所大学跻身百强，其中东京大学名列第八。中国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也进入前五十名，分列第三十五和第四十三位。菲尔·巴蒂说：“中国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支持有目共睹，在不久的将来，中国顶级院校完全可能向排名最前端冲刺。”

在这场关于大学排名角色与功能的讨论中，也有人提出质疑。“我想我们是被排名了”，伦敦大学学院副校长马尔科姆·格兰特一开场就毫不客气地直指大学排名的软肋。“什么是大学？什么样的大学是一流大学？评价大学，我们不能只用一种标准。再说，排名怎么衡量和体现一所大学所承载的社会和文化价值？”格兰特接连抛出大学排名的八个不足，在他看来，大学排名仅仅做到透明还不够，还应该具有正确的导向，否则可能造成数据的误读。

“我们不应该低估年轻一代在选择大学时的信息辨别和运用能力”，英国高等教育质量调查机构负责人约翰·莫隆尼回应道。虽然该机构今年已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分道扬镳，各自发布大学排行榜，但是莫隆尼仍然忍不住为同行说话。“排名质量高低是一回事，人们会不会理智地理解和运用排名信息是另一回事。排名对于大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具，它激励大学开展改革。”

同一主题的发言人、香港城市大学教授凯文·唐宁也是大学排名的支持者。“对于世界新兴地区那些雄心勃勃的大学来说，排名有积极作用，许多亚洲大学正是因为进入了排行榜的前200名，才获得了知名度。我也想提醒在座的校长，大学排名原本不是为你们准备的，而是为即将面临选择的学生和家长准备的。”

教育国际化——是空谈还是现实

英国首次将国际教育年会推向海外，无疑是因应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需求。而对于将举办地选在香港，英国文化协会首席执行官戴维信解释说：“现在，中国的发展吸引世界的目光，人们关注它的经济，也关注它的教育。”的确，大会专门设立了一场有关中国教育规划纲要的研讨座无虚席，吸引了各国参会者前来参加。

教育国际化是与会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在许多人看来，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充满着各种机会和可能。连英国大学与科研事务大臣威利茨也不忘“推销”：“英国目前有230个国家的留学生，人数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对于留学生来说，英国拥有世界排名前列的大学，有非常高的教育质量。招收国际学生是我们高等教育国际化责任的一部分，政府和大学共同承诺欢迎国外学生到英国读书。”

“大约从10年前或更早，国际化开始成为大学发展战略当中的一个流行词语，但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可行性？教育国际化到底是空想还是现实？”伦敦大学学院的迈克尔·沃顿教授将与会者带入一种更为理性的思考。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高级专家、密歇根大学国际处主任约翰·哈吉克指出：“虽然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但是要想实现深层次的国际化发展，大学才是关键。我们的经验是‘综合性’国际化，即在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等方面注入国际化、全球性的内容和视角。”

日本文部科学省高等教育局局长加藤重治向与会者介绍了日本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策略，印证了哈吉克所说的“综合性”国际化。2009年，日本文部科学省启动了名为“全球30”的国际化基地建设项目，在5年内向13所最好的大学提供每年2亿到4亿日元的资金援助，目标是到2020年使国际学生数量增加到30万人。

加藤重治说：“我们的策略之一是提高大学英语授课的课程和学位数量，此外还将通过赴海外招生，招聘国际化背景的师资，创设多元文化的课堂教学、小组学习及研讨环境，提供更多奖学金、住宿设施及社会实践机会等，加大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

英国大学与科研事务大臣威利茨给出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确凿证据——英国最好的科研论文中，有45%都是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合著的。“这充分说明，科学研究已不再是某一个国家凭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同样，大学教育也不再仅为某一个国家服务，”威利茨说，“最好的交流是双向的，我非常希望英国学生能多走出去，学习别人的长处和文化，英国政府正在为此努力。在我看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目前只是起步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文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5月3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