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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经费供给与需求的国际比较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岳昌君

胡锦涛主席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的大会上强调，我国高等学校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最核心最紧迫的任务，号召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投入。要想成为教育强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有充足的经费投入作保障。因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到2012年实现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目标。

公共高等教育经费的供给比较

衡量一国政府对教育“努力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与此相似，本文用公共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以下称“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来衡量一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努力程度”。

通过比较12个主要国家2000---2007年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以及23个发达国家和68个发展中国家的算术平均值，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发达国家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2000---2007年平均高出0．28个百分点。尽管各年份的比例差距不同，但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没有出现缩小的趋势。发达国家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稳定在1．02％与1．10％之间，平均值为1．06％。发展中国家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在0．72％与0．85％之间波动，平均值为0．78％。

第二，每个国家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并不稳定。2000--2007年间，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家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都呈现出{艮大的波动，美国的极差值(最大值与最小值之差)为0．38个百分点，英国的极差值为0．4-6个百分点，韩国为0．32个百分点。

第三，从“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比较看，四个国家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差距不大，我国的投资比例最低。在“金砖四国”中，我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规模较大，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值较低，分别只有 0．62％和0．66％。巴西和印度的经济规模较小，但是两国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值较高，分别达到0．74％和0．72％。

第四，从“东亚三国”(中国、日本、韩国)的比较看，我国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显著高于日本和韩国。日本和韩国公立大学的比例不大，因此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不高。

第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之间的差距较大。这三个英语国家是国际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国，美国和英国还是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国家。美国—直重视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值达到1．06％。英国最近几年的高等教育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尽管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值达到0．75％，但是2007年仅为0．44％。澳大利亚的投资比例相对稳定，平均值为0．74％。

从以上的统计分析看，我国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这说明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努力程度”还很不够。

各国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差别很大，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投资比例也越高的特点。就一个具体国家而言，使用计量经济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可以给出对应于给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可供国际比较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平均水平。即：在给定人均GDP的条件下，可以计算出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国际平均值”。

在2000-2007年间，我国的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始终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际平均值”。虽然我国高校扩招后，公共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规模一直保持上升趋势，但是其增长速度并不是每年都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我国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出现了波动的现象。2000--2002年我国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呈上升趋势，2003年与上一年相同，而2004--2006年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07年又开始上升。

利用计量回归结果，可以预测2012--2020年间我国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潜在供给能力。从预测值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公共高等教育投资比例的潜力将不断提高，2012年有能力达到0．81％，2015年有能力达到0．85％，2020年有能力达到0．90％。

公共高等教育经费的需求比较

举办高等教育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投入，否则高等学校就无法正常运转，这种经费投入可以看成是最低经费需求。教育经费需求测算的一个常用衡量指标是生均经费指数，即某级教育生均经费占人均GDP的比例。本文主要关注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这也是世界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指标。

通过比较11个主要国家2000--2007年的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以及23个发达国家和68个发展中国家的算术平均值，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显著高于发达国家，存在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生均公共经费指数越高的规律。从2000--2007年的算术平均值来看，发展中国家为81．8，发达国家为34．2，相差47．6个百分点。从2000--2007年的中位数平均来看，发展中国家为35．0，发达国家为29．8，相差5．2个百分点。

第二，发达国家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相对稳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生均公共经费指数下降的趋势。2000--2007年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生均公共经费指数的浮动都在10个百分点之内，意大利、日本、韩国的浮动都在5个百分点之内。 2000--2007年期间，巴西、印度和中国生均公共经费指数的浮动都很大，分别达到25．9、53．3和81．2个百分点，并且这三个国家出现了总体下降的趋势。

从以上的统计分析看，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不仅高于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也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对于财政性经费的需求很大。
各国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差别很大，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却越高的规律。就一个具体国家而言，使用计量经济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可以给出对应于给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可供国际比较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的平均水平。即：在给定人均GDP的条件下，可以计算出生均公共经费指数的“国际平均值”。

在2000--2007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始终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际平均值”，表明我国的财政性高等教育投入没有达到高等教育发展所必需的基本需求。我国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从高校扩招的第一年就开始逐渐下降，从1998年的132．1下降到2007年的35．4，直到2008年才遏制住暴降的态势而出现回升的倾向。从生均财政性经费来看，我国从1999年的9418元逐年下降到2005年的6380元，如果考虑价格因素则生均经费的实际值下降得更严重。

利用计量回归结果，可以预测2012--2020年间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指数的潜在需求水平。从预测值可以看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生均公共经费指数的潜在需求将不断下降，2012年潜在需求在70．0--81.3之间，2020年潜在需求在53．6---64．1之间。

以上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使用统计和计量回归的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的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并对我国中长期(2012--2020年)高等教育经费的供给能力和潜在需求进行了预测。从供给角度看，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只达到了“国际平均值”的88．6％。2010年我国有能力达到0．81％，2020年有能力达到0．90％。

需求角度看，我国财政性高等教育的生均公共经费只达到了“国际平均值”的49．9％。2012年我国的最低需求是70．0，2020年我国的最低需求是53．6。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财政纷纷出现危机，许多国家大幅度削减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对中国而言，“十一五”期间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发展的趋势，财政性教育经费大幅度增加。“十二五”将是我国缩小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的关键时期，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满足高等教育发展所必需的经费需求，力争在2020年前后把我国建设成为高等教育强国。

（文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