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普九时代”教育公平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教育在整体上已超越极度短缺、贫困的状态，教育外部条件明显改善。

在这一背景下，长期为教育贫困所掩盖的各种教育自身的问题开始显露。一是教师问题。无论普及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均衡、提高教育质量，教师都是关键的因素。二是教育的体制、机制问题。教育的供求关系、教育公共服务的品质和效率、公平性、人民满意的情况，等等，都有赖于启动和推进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教育有钱之后，应当如何花钱?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两种极端的情况。一是在基本实现均衡之后，一些地方政府又开始打破均衡，重新开始制造学校差距的“教育竞争”。如不久前，成都市花2亿元改造一所名牌中学，引起舆论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批评。

作为对比，重庆市政府也有”‘大手笔”，敢为教育花钱。一是一举免除义务教育“普九?欠债，共20多亿元，主要是2002年前的欠债。二是一举解决农村代课教师问题，今年经考核后8000人转为公办(全市共有代课教师1万人)，约花费2个亿。三是实行教师津贴。由于实行“两免一补”后，教师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为此，重庆市决定为每位教师每年补贴1500元。

教育领域仍有各种积累下来、有待解决的难题。政府强化和扩大公共服务，在力所能及时，无疑首先应当扶危济困，救穷救急，解决影响面最大的全局性问题；而不是给个别学校“锦上添花”。　　

12年免费教育：“儿童优先”还是“高中优先”?

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提出了扩大免费教育阶段的命题。目前不少地方实行12年免费教育的设计，基本都是向上延伸，在高中阶段实行免费。

与高中相比，学前教育、幼儿教育的重要性显然被极大地忽视了。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考量，与高中生相比，幼儿是个更为弱势的群体，理应受到善待。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教育经济学的有关研究已经显示，一般而言，教育阶殴越低，教育的社会效益越高。由于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在许多国家都被视为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福利性。

事实上，教育公共服务的扩大仍有许多方向，不仅是扶危济困，补助弱势人群；教育欠债和需要补偿的地方还很多，除了幼儿教育，还有职业教育、特殊教育、社会教育、社区教育等，好的公共政策应当是努力弥补那些“短板”，追求各类教育的均衡和协调发展。

政府向何处去?

在当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恢复教育的公益性的过程中，不难看到这种情况：政府掌控了更多的教育资源、承担起更多的公共服务财政责任的同时，行政权力也随之扩张。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校关系，是按照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扩大学校自主权，提倡校长办学、教育家办学，还是强化行政权力，维持“教育局办学”?二是对民办教育的态度，在基本普九之后，许多地方的民办中小学正在萎缩和被“边缘化”，民办教育是否还具有重要性?

这涉及的是“政府转型”的命题，即如何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按照建设有限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要求，扩大公共服务，并不意味着扩大行政权力；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并不意味着集中资源、强化行政控制，而意味着建立服务导向，站在消费的立场，对公共服务的结果进行评价和监控，即由“划桨手”改为“舵手”。同时，改变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由直接提供服务转变为用多种方式和途径满足社会需要，扩大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改善公共服务的品质。教育的选择性、丰富性、高质量，主要建立在学校自主性和活力的基础上，并且靠体制、机制的多样化来保证。

当前的现实教育问题凸显了先进的社会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可见，不仅需要优先发展教育，也需要优先改革教育。因为教育领域各种深层次的问题，不是靠单纯增加投入可以解决的。　　地方政府需要建立新的教育政绩观，在扩大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促进教育公平从起点的平等向过程的平等深入、改善教育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提供方式、建立新型政校关系，增加教育的多样性、选择性和丰富性等体现新的发展观的方向上，去推进教育现代化，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文见《今日教育》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