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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绝不只是学校的事

秦春华 北京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

又到春节，想起去年春节的两件事。一是带女儿去香港看望朋友。朋友的小女儿小雅有一个玩具，女儿很喜欢，临走的时候，朋友就让小雅把它送给了女儿——她经常教育孩子要学会分享，所以我们没有拒绝她的好意。

第二天，两家人在一起逛街。朋友告诉我，昨晚我们走了以后，小雅对妈妈说，请转告阿姨，那个玩具的说明书要求，只能让三岁以上的孩子玩，不知道我们的女儿到三岁了没有。我告诉已经四岁的小雅，我们很感谢她的提醒，妹妹还有几个月就到三岁了，我们不会让她三岁之前玩的。小雅很认真地说，那我就放心了。

春节期间，香港的商场中央陈设了许多好玩的雕塑，都是孩子们喜欢的卡通人物。很多小朋友爬上去玩，还摆出各种姿势让家长拍照。女儿见到了也要爬上去玩。小雅对她说，你不能去玩。看到了吗？雕塑底下有一块牌子，上面写得很清楚：请勿攀爬。女儿很听话，就不再提要求了。看到我脸上惊奇的表情，朋友告诉我，那些在上面玩的孩子一定都是“大陆客”——也许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称谓带给我的感受——香港的小朋友都很守规矩，无论多大年龄，只要看到“请勿攀爬”的标牌是一定不会上去玩的。

第二件事是晚上回到酒店上网，看到一条“6名中国乘客闹事，荷兰航空机长拒飞”的新闻。报道说，荷兰航空KL898航班头等舱内，有6名中国乘客晚到，整个航班就等他们登机。起飞前他们又坚决不系安全带，拒绝关闭手机，还和机长以及空姐大声喊叫，言辞中带有辱骂字眼。机长因此拒绝起飞。

乘坐飞机要系安全带，关闭手机和电子设备，这是起码的常识，也是起飞前空乘人员反复强调的规矩，并有《航空安全法》作为保障。乘坐头等舱的6名乘客不遵守这些规定，不仅仅是让中国人丢了脸，也让我们反思，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人是否已经具备了与之相匹配的文化素养？当中国日益朝着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地位努力前进的时候，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相应的教育、科技、文化和思想准备？

道德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被边缘化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在许多境外人士看来，迅速富裕起来的中国人除了钱多之外，其他方面很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去年以来，每到一个地方，当地人的第一句话是感叹中国人真有钱，第二句话就是问我们：“北京的雾霾怎么样了？”他们对中国人的感觉很复杂。一方面，羡慕中国人有钱，欢迎中国人去消费；另一方面，又不太瞧得起中国人，甚至有鄙夷之意，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不守规矩。

中国人是不太守规矩。对于很多人来说，规矩往往是一纸空文，可以视而不见。规矩的制定比较随意，遵守起来也就不怎么严格。许多规矩是针对大多数人的，对于少数人而言，就可以突破，可以特事特办。没有关系时是规矩，有关系时就不是规矩。很多人的心里，并没有做人的一条底线，不太清楚是非的界限在哪里。他们不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什么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做。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是：西方人遇到一件事时，首先问自己该不该做；中国人遇到一件事时，首先问有没有人看见。没人看见就敢做，有人看见就不敢做。我们缺乏基本的敬畏感。

这种心态固然和民族文化有关。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僚统治，使“人治”的传统根深蒂固，“法治”的意识极为淡漠。“人治”的特点是不受规矩的限制，完全依赖长官意志，皇帝说的话就是“金口玉言”；“法治”的特点是一切都要依照规矩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超越法律——总统也要受法律约束。另一方面，这种心态也和当前的基础教育有关。由于大一统的高考招生录取模式的“指挥棒”效应，整个中学基础教育的核心就是围绕考试而进行的重复性训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凡是高考考的就训练，凡是高考不考的就统统不做，最多只是做做样子，应付上级领导的视察。由于道德、诚信等非智力因素在大规模标准化考试中根本无法考察，因此道德教育在整个基础教育领域里越来越被边缘化——只要学生的考试成绩高，就可以“一俊遮百丑”。

当前以高考为核心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多弊端

这种教育模式正在使学生丧失宝贵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很多家长把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投入到提高学生的所谓“综合素质”上，千方百计让孩子上名校、学钢琴、学画画、学滑冰、学击剑，等等，却忘记了最基本的，即让孩子学会做人，知道守时、不说谎、答应别人的事一定要做到、守规矩、不犯法等一些基本的道理。据说，李双江之子在艺术和体育方面颇有天赋。4岁学钢琴，8岁习书法，10岁加入中国少年冰球队，在北京、美国就读的都是当地优秀学校，多次在钢琴、书法、冰球比赛中摘金夺银。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在素质教育方面光彩夺目的“优秀学生”却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这不能不让我们深思：失去了做人，其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当我们让孩子在具体技能上学得越多的时候，可能意味着对他们的危害也越大。

不守规矩带来的最严重的后果是不负责任。现在的学生责任意识越来越淡薄。他们不太懂得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会产生后果，自己要对这个后果负责，也要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前一分钟说过的话后一分钟可以马上不算，而且并不对此感到歉疚；答应好别人的事忘了，忘了就忘了，不会道歉，往往还认为不是自己的错，错的是别人；考试作弊受到处分，不知道改正错误，却千方百计想逃避惩罚；做事全凭冲动，全然不顾及后果，一旦出了事，双手一摊，由家长用钱去摆平吧。这样的学生，即使成绩再优秀，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也可能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君不见，有多少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干部，走上一定领导岗位以后就大肆贪污受贿，根源可能就在这里。长期以来，学校里的好学生都是被人管着长大的，受家长管，受老师管。长大以后，一旦权力不受约束，没人管了的时候，就有可能开始胡作非为。看来，要想根治贪腐，还是要从教育着手，使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小就知道，做人的底线在哪里，哪些红线坚决不能碰。

中国的教育呈现出一种很奇怪的双重逆向效应。一种逆向效应体现在，小学生强调的是要为全人类服务；中学生强调的是要成为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到了大学，学生考虑的就是个人主义教育了，只想着怎么赚钱，毕业时能找一个收入高的好工作。另一种逆向效应体现在，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家长就让孩子学各种各样的技能，有的甚至要学十几种，千方百计把孩子培养成无所不能的天才，无论如何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中学阶段拼命把孩子送到各种“辅导班”“培训班”，为了提高成绩不惜一切代价，除了高考要考的知识点，其他一概不学；到了大学，才发现一个人要想成功，除了学习成绩、艺术才能之外，更重要的还是道德修养和做人。于是，这才开始“文明修身行动”，学会上厕所要冲水，不随地吐痰、丢垃圾，不大声喧哗，不穿背心、拖鞋进入公共场所，不浪费粮食和水，用餐完毕自觉送还碗筷，学会说“谢谢”和“对不起”等等这些原本在幼儿园就应当养成的良好习惯，并且将其作为高校德育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抓手。这些看起来有悖于常理的现象，恰恰说明了当前基础教育以高考为核心带来的一系列弊端。

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考试本身不是目的

如果为了考试而教育，就彻底颠倒了二者的关系。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考试本身不是目的。教育之所以是百年大计，国之根本，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为社会培养了合格的公民。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仅仅能够振兴国家和民族，推动社会进步，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多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会少一个危害社会的人。如此，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国家的富强和文明以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

对教育的重视不仅体现在政府对学校的投入上——尽管这一点极为重要。事实上，社会和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更为关键。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投入了比资金更多的爱、耐心、时间和精力。比如，在德国，一个母亲怀孕之后，她所服务的机构会保留她的工作岗位——如果她就业的话——直到孩子长到三岁，之后她仍然可以回原机构上班。这期间，她的薪水照发不误，政府还会视情况不同给予相应的补贴，法律上对此也有严格的保障。这就使得德国的母亲至少在三年之内能够心无旁骛地照顾孩子，可以整天和孩子待在一起——如果她愿意的话。但是在中国，一个母亲的产假只有九十八天，其中，产前休息十五天，产后休息八十三天——不到三个月。三个月后，母亲就要恢复上班，只能把孩子交给保姆或者父母。也就是说，在一个孩子一生成长最关键的头三年中，他（她）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和妈妈在一起的。这将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再比如，德国的男人很少在晚上外出应酬，下班就回家，不是和孩子读读书，听听音乐，就是在一起玩。这就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始终能够感受到父亲和母亲两个人对他（她）的爱。但是在中国，很多父亲下班之后都在外边应酬。等到他喝得酩酊大醉回家之后，孩子早就睡了。等他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醒。也就是说，在一个孩子一生成长最关键的十几年里，他（她）要么是和妈妈在一起，要么是和老人在一起。他（她）基本上感受不到父亲的爱和存在。这对男孩和女孩的成长都极为不利。而且越是这样，父亲就越感到歉疚，就越容易从金钱上对孩子进行补偿，结果造成对孩子的溺爱，形成恶性循环。

对教育思考得越多，我就越意识到教育问题的复杂和艰巨。教育绝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政府、社会、家庭各有其责任。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和孩子的教育相比，其他任何所谓的事业可能都只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琐屑之事。对教育的重视不能只停留在文件、号召和口号上，要有切切实实的资源投入——无论对于政府、社会、学校还是家庭，都是一样。

《光明日报》2014年1月2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