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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背后：教育观之变

本刊记者 宋亮

2013年底北京市的高考改革方案提出要逐渐实行一年多考，这个方案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相关内容完全一致。从一卷考天下、一考定终身，向一年多考的水平考试的转变，是制度上的转变，也是观念上的转变。

目的是选拔人才

中国的高考一直是选拔人才的手段。这和延续了千年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是一样的。区别仅仅在于，科举考试的胜出者可以直接当官，高考的胜出者则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后享受高待遇。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到1952年新中国建立统一高考制度之前，中国曾有47年时间，是没有统一高考的。这种没有统一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社会，是怎样选择人才维持社会运行的呢?

选拔人才的制度两端，一端是选择者，另一端是被选择者。在皇权时代，选择者是皇帝，被选择者是世间一切人。在清政府倒台之后，中国再无皇权，没有了选择者，所有人可以自己做出选择：努力学习为社会服务，或者坚守自己的利益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在这47年之中，虽然没有人为的人才选拔制度，各大学自主招生，有志于接受某种教育的人依然可以找到符合自己志趣的教育机构获得良好教育，之后服务社会、服务人类。那个时代的大学培养出的众多诺贝尔奖得主就是证明。1952年，由于新中国亟需建设人才，让什么人进入苏联援建的大学接受教育，成为了一个问题。在解放前，大学是要收学费的，有志于接受教育的人，还要有钱交学费，市场自行决定了什么人可以上大学。新中国反对的就是贫富不均造成地位差异，大学名额有限，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必须有一种方法来做出选择。高考应运而生。

高考具备科举性质

1952年诞生的高考从一开始就具备科举考试的属性：为国家选拔人才，艺考定终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引起了满怀革命激情的毛泽东的极大不满。在1966年，毛泽东发表了讲话，表示应试教育带来了灌输式教育，这种教育方式在五四时期就是被否定了的。他发起文化大革命后取消了高考。大学采用了社会实践为主和文化考试为辅的录取方式。这些大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在1977年，这种过激的改革被终止，高考被恢复。但不得不承认，在大学招生中重视社会实践成绩的做法，正是世界上流行的大学招生方法。在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学招生，除了要看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之外，还要看学生做了什么与众不同的事情，有哪些社会实践的经历。

从数年前开始的中国内地大学自主招生实践，一直在尝试引入社会实践等考评内容。实践证明，由招生教师自行评定学生是否合格，会引发腐败案件。中国人民大学自主招生多年，因其招生处长贪污事件在2014年暂停自主招生一年。这就是典型的人为判断的失误和漏洞。凭借第三方考试和社会实践成绩，成绩是外界评价的，就可以避免这一问题。

保障受教育权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就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解决应试教育问题的关键节点就在高考改革。只要高考继续存在，中小学教育就不可能脱离应试教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明确了“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的改革方向，这是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消除中小学应试教育。真正改变高考，必须改变大学的教育观念。接受大学教育是《宪法》赋予所有人的基本权利，任何人只要能证明自己能学好大学的课程，就有资格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这个证明的方法就是社会化的考试成绩。北京市高考改革原拟英语社会化考试不设分数，只分等级，就是出于这个考虑。只要学生成绩达到一定等级要求，就有资格上大学。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是把考试变成学生进入大学的通行证，而不是阻挡学生进入大学的门槛。

目前高考改革的难题不在制度设计，在于教育观念的转变。改变制度设计，对于政府来说只是一纸行文就能轻而易举地废立。1966年取消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都曾在全国雷厉风行。但是改革要真正取得成功，必须所有人意识到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只有从观念上到制度设计上全面改变，社会化的高考才能最终被落实，否则再多决定、再多规划，都只能视为废纸。

此观念是，让大学成为真正的教育服务机构，保障每个人的受教育权。取消高考，就是推开这扇封闭的教育之门。

（文见《教育旬刊》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