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程妤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
近年来,上海教育国际化不断涌现出新的亮点,上海纽约大学成立并招生,同时开展一系列“体制内创新”的探索;全世界65个国家同步公布2012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结果,继2009年取得三项第一之后,上海学生又获得数学、阅读和科学素养三项第一,不少教育发达国家纷纷派员来“取经”,有国家甚至邀请上海的中学数学教师前往“支教”;在政府顶层设计方面,也制定并实施了《上海市教育国际化工程“十二五”行动计划》。总体而言,上海的国际学生教育、中外合作办学、师生交流、科研合作等日益活跃,教育国际化进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但是,上海教育国际化的使命何在?路在哪里?仍然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为什么要教育国际化
上海教育国际化的使命十分明确,即推动上海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培养并吸引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服务于上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我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只是在改革开放后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目前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明显落差。根据国际高校联盟的2012-2013年全球高教体系排名中,我国在50个国家中仅排在40位左右。国际学生流动的方向证明了这种落差的存在。以美国为例,2012-2013学年美国大学的注册国际学生数量较上一年增长了7.2%,达到创纪录的819644名,其中中国大陆学生数量为235597名,较上一年增加21.4%。从学生构成上看,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专业的学生是美国国际学生的主体,其中不乏各国青年学子中的佼佼者。显然,美国从教育国际化中获得的不仅仅是数百亿美元的教育服务贸易顺差,还有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强劲动力的高端人口红利。再来看我国的出国留学情况,1872-1978年的总人数约为14万名,1978-2013年,这一数据暴涨至305.86万名,其中超过90%是自费留学生。越来越多的高中生选择放弃参加高考,这些学生中绝大多数选择留学。反观美欧的发达国家的青年学子,来华留学的数量逐年增加,但规模要小许多,专业方面也是以汉语言为主(我国的国际学生中超过一半分布在汉语言专业),属于STEM范畴的少之又少。
即使是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以及人才高地的上海,其整体教育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也还存在较大差距,上海高校能够跻身全球前列的学校和学科数量还很有限,甚至在国内的居前位置也逐渐动摇,最近一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发布的学科评估结果显示,上海高校只有7个一级学科位列全国第一,江苏和湖北高校则分别为13个和10个。北京高校里仅北大、清华和人大就分别达到16个、14个和9个。另外,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体的“2011计划”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985”后的第3个国家战略性计划,在2013年公布的首批14家2011协同创新中心名单中,没有上海高校的身影。
在全球化过程中,谁能够把握各种资源要素的流动规律,谁就有可能从资源的流动中获益,并提升自己。只有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不断挑战自己,经受冲刷和洗礼,上海的教育水平才有可能跃上新的台阶。很难想象,现在有哪一家高校能够在封闭的环境下办出世界一流水平。上海教育国际化的使命十分明确,即推动上海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培养并吸引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服务于上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
“请进来”和“走出去”的实现途径
上海教育国际化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相关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围绕加速优质教育资源(机构、项目、人员、专业、课程、标准、管理体系)的引入和输出展开。
上海教育国际化既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相关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应围绕加速优质教育资源(机构、项目、人员、专业、课程、标准、管理体系)的引入和输出展开。“请进来”的可以是世界一流的办学机构、也可以是优质的合作办学项目;可以是各国优秀的专家学者,也可以是朝气蓬勃的国际学生。可以是卓越的办学理念,也可以是先进的治学模式;可以是成熟的课程体系,也可以是独到的管理经验。当然,在“请进来”的同时,也要积极探索“走出去”的内容、形式及途径。
发挥政府在上海教育国际化中的主导作用
上海教育国际化涉及政府各相关部门,分别肩负发展战略、国际交流、服务贸易、教育发展、科技合作、人力引进、社会管理、财政保障等职能,上海教育国际化对这些职能提出了跨部门整合的需求。目前,上海还处于推动教育国际化的总体思考、整体规划以及顶层设计的进程中。当务之急是加强统一领导,建立由分管市领导挂帅,相关部门领导为主要成员的发展领导小组,负责全市教育国际化的规划制定、政策设计、组织协调、项目管理、资源保障等工作,加强统一调控和综合管理。在此基础上,明确政府相关部门在推动上海教育国际化进程中的职责分工,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同机制。
吸引和集聚有利于上海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各种资源
上海有相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优势,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优势,这使得上海将各种有利于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资源纳入成为可能。
(1)建议在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和“荣誉市民”等奖项中增加对上海教育国际化做出卓越贡献人士的奖励名额。同时对相关人士实施相对宽松的居留许可制度,鼓励其服务于上海的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
(2)打破目前封闭或半封闭的科研计划体系,吸引海外优秀学者申报或与国内学者联合申报上海市科研计划体系内的各类项目,可以先确定试点范围,而后逐步扩大开放。
(3)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标准认证、规范制定、高端职业资格证书考试等是重要的资源要素,应作为引进的重点。例如,以高等教育服务的品质保证与管理为主要目的的各种国际质量认证组织应该成为今后上海重点吸引的高端资源。MBA项目已经成为潜力最大的教育服务市场。上海应争取AMBA、EOUIS、AACSB等认证机构在沪设立分支或办事机构,以此吸引优质教育资源的进入。
(4)上海可以考虑在自贸区范围内建立国际大学园区,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以及其“前向”和“后向”机构在园区范围内的集聚,形成新兴的教育服务贸易基地。“前向”机构包括:以确保生源质量为目的的国际中学生训练机构;以帮助学生寻求最适合教育产品为目的的国际中介推介机构;以确保课程质量与水平为目的的国际课程认证与评估机构。“后向”机构包括:以提供试验基地与工作机会为目的的研究机构;以鼓励国际合作与创新为目的的基金支持,为毕业生适应社会、研究成果转化等提供必要条件。
建立和完善“留学上海”的配套政策体系
发展留学生教育是推动上海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之一,上海市政府应建立和完善“留学上海”的配套政策体系,包括:
(1)留学生来华学习的重要动因之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大量职业发展机会。目前,我国针对外国人移民的政策尚未出台,用人单位、高校与留学生之间并未建立就业联系通道,留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有限,从而催生了外国人工作签证代理市场,其中不乏虚构信息违规操作者。建议上海尝试出台留学生毕业后短期就业(2年以内)的临时性规定,为国家层面的政策设计开展先行探索。
(2)相当一部分留学生有改善经济状况的客观需求。允许留学生在课余用一部分时间勤工助学,是不少国家采取的支持性政策。目前,国家层面的政策框架尚不清晰,上海如果在这一方面先行先试,将成为吸引留学生来沪留学的亮点之一。
(3)目前,上海的留学生社会化管理体系还比较薄弱,学校“被迫”承担了过多的社会管理职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针对留学生规模日益扩大、留学生校外住宿趋势不断发展、留学生活动更多地从校园向校外延伸的现实情况,实现来华留学生“单位人管理模式”向“社会人管理模式”的转变已成为当务之急。建议上海借鉴国外教育发达城市的治理经验,制定多元主体参与、职责明确的留学生社会化管理条例。留学生社会化管理涉及教育、外事、财政、规划、公安等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必须在这些管理主体之间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以提高管理的效率与有效性。上海市应努力在出台相关配套法律、法规的同时,积极探索制度创新,打破原先的部门壁垒,实现互相协调,构建起留学生社会化管理的全方位网络。
(4)留学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其“社会人”身份一旦明确,全面融入市民业余文化生活将成为可能。在鼓励留学生积极参与所在学校各类文化活动的同时,应在政策上支持各级文化主管部门以及留学生所在社区发挥其主体作用,将留学生融入上海市民文化及社区文化生活。
分层次、分类别地推动国际课程和专业建设
对国际课程和专业建设的支持已列入上海市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笔者建议,推动高校建设和发展国际课程和专业,政府应制定对不同学生、不同专业类别的分层次、分类引导政策,并据此明确财政扶持的重点和进程。目前,上海不少高校都在结合自身学科特色和优势,实施国际课程和专业建设。但是,各高校的传统与新兴的优势学科并未完全在国际课程和专业建设中得到充分体现,学科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充分挖掘和整合上海各高校优势及特色学科的潜力,应该成为上海教育主管部门政策设计和财政扶持的重点。还应考虑资源的整合和共享问题。在政策和机制保障下,建立国际课程和专业的信息化共享平台,吸引众多院校共同参与,为更多学生提供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国际课程服务。
发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1)上海应进一步增强对留学生教育的投入力度,拓宽资助范围与资助渠道,设立由政府资助的、针对不同留学生对象的、多层次的留学生奖学金项目。政府还可以利用政策杠杆(诸如“税前抵扣”政策),鼓励民间组织或企业的参与,设立由企业或民间组织资助的“留学生教育奖学金项目”。
(2)目前,上海已有15家合法中介机构从事出国留学咨询及中介业务,业务量十分可观。这些机构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旺盛的市场需求之外,还有专业化咨询、多样化营销、一体化服务、企业化运作等关键成功因素在发挥作用。上海教育国际化亟待职业化留学中介机构的出现,上海应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推动此类机构的建立。
(3)上海尚未形成集中为留学生提供校外住宿、课余打工、工作实习、就业指导和心理等方面咨询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然而,围绕留学生群体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服务需求正催生一个市场的形成。上海应发挥市场的驱动作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进入留学生社会服务市场,初期甚至可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税收减免、财政支持等手段进行扶持。同时,也可以积极改造现有的上海高校外国留学生研究会等行业组织,强化其支援服务功能,使之逐步成长为上海高校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行业协调组织。
上海已经明确留学生服务中心的建设进程,并有相应的资金投入。笔者认为,留学生服务中心建设应强化功能建设,一方面应着力满足留学生对于教育信息、国际课程、政策法规、文化体验等信息需求,另一方面还应为留学生提供房屋租赁、勤工助学、暑期实习、就业介绍等专业化的快捷服务。在中心建设上,政府部门、高校和市场主体应加强协作,同步推进,在整体建设规划指导下,制定相应的工作标准和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通过政府主导和搭台、高校积极参与以及吸引社会力量共同献力,形成线上、线下协同发展的服务体系。
《东方早报》2014年5月6日上海经济评论 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