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不是靠一张纸来命名的——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曾满超

教育家型校长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这有利于中国教育的优质发展。但是我想说的是，教育家不是靠一张纸命名的。在我看来，教育家型校长要达到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有理想，有为教育服务的热情；第二层是要有明确的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能够著书立说，推广自己的教育思想

教育家不是靠一张纸来命名的——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曾满超

在今年7月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倡导教育家办学，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先进教育理念、独特办学风格的人民教育家”。什么是教育家，怎样培育教育家?这些问题已经从单纯的学术争鸣走向实质性的国家战略。

有人说，校长是最容易成为教育家的人。近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与现代中国教育座谈会”在京举行之际，记者看到，作为美国最好的师范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不仅在历史上培养了陶行知、陈鹤琴等教育大家，今天她依然致力于中美两国教育交流，并与中国教育学会中育教育研究中心合作举办了中国校长培训项目。会后，记者就教育家型校长培养的问题采访了中国校长培训项目负责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曾满超教授。

教育家不靠一纸命名，要终身实践

记者：现在国内的一个热门话题是温家宝总理提出的“教育家办学”。您觉得什么样的人能称为教育家?

曾满超：在我看来，教育家型校长要达到两个层次，第一层是有理想，有为教育服务的热情、是一位称职的校长，但是做到这些却只能说他是一位有效的校长，还不能说他是教育家。第二层是要有明确的教育思想并付诸实践，能够著书立说，推广自己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均有显著的影响力。

说到教育家，我们可以看看陶行知。首先，他有理想，“一心一意为人民大众办教育”；其次，他有理论创新，提出“生活教育理论”；再其次，他有实践，他创办过学校，创办过刊物，推进中国的民主教育运动。而且他是用一生去做教育，真心真意去做，并且不是盲目地做。对照这几条标准，若都做到了，就可以称为教育家。

记者：中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陈鹤琴、张伯苓等人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过，他们回国后都致力于办学实践，并在教育理论上作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您觉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对他们取得这些成就有什么影响?

曾满超：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100年前就强调理论和实践要一起做，我想这个影响对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教育家一定要有实践和影响力，但是是基于思想和理论指导的实践。我们学院的名字直译过来应该叫做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19世纪末建立时就是以培养和培训纽约市的教师为目标的，非常具体、实际。虽然，现在学院的发展早已超出这个范围，成为面向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学院的名字依然没有改。可以说，实践是我们的起点。

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有很多有名的教授，他们都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其中很有名的两位，杜威和桑代克。杜威在教育哲学理论方面贡献很大，但他同时也倡导进步主义教育，并进行多年的教育实验。桑代克是教育心理学的奠基人，在教育测量、评价领域也对美国中小学教育实践影响很大。此外，大家熟悉的可能还有孟禄、克伯屈。我想正是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陶行知等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家回到中国后积极推动中国教育改革，并邀请杜威等学者到中国讲学和从事研究，促进了其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提升理论，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这种传统一直影响到今天。

记者：有人说“校长是最容易成为教育家的人”。您如何看?

曾满超：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校长是直接影响学校教育发展的人，有一定的权力，比较容易把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在美国，当代可以称为教育家的人往往不是校长，而是科研人员，但是他可以和校长合作、和学区合作，去落实他的教育思想。现在，中国提出“教育家办学”、“培养教育家型校长”，这是好事，这体现了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做校长。教育家型校长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这有利于中国教育的优质发展。但是我想说的是，教育家不是靠一张纸命名的，更不可能每个校长都是教育家型校长，如果条件太宽松，这个称号就失去了意义，做这个事情一定不能一窝蜂。

要让校长有权利实践，有时间思考

记者：在通往教育家之路上，校长需要从哪些方。面修炼自己?

曾满超：校长要成为教育家，要做到以下方面：第一是学习，要充实教育理论与实践知识；第二是要进行反省和思考；第三是在理论和思想的指导下，去进行教育的试验和实践；第四是要经常和不同学校、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的校长交流经验。

目前，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正在和中国教育学会讨论建立一个教育家型校长培训项目。我想，从目前的课程设计就可以看出校长应该怎样自我提高。课程包括4个部分：讲座、个案学习、国际培训、教育研究。在个案学习阶段，校长们要以实际案例为对象，研究怎样办好一所学校，特别是怎样把薄弱学校办好。同时，他们要研究、写书、有著作，要把想法付诸实践。长时间的训练之后，他们才可能靠近“教育家”的要求。

记者：培养教育家型校长的同时需要什么样的外部条件?

曾满超：外部条件也很重要。比如，校长要去改革，但是他有没有权力去改?他需要时间著书立说、去交流学习，他有没有这个时间?管得太死就没办法走出一条好路。但是，毕竟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影响重大，又不可能让校长像脱缰的野马一样任意地去闯出一条路。还有就是怎样评价校长的工作。教育家型校长的外部条件涉及到教育体制、办学自主权、校长评价等诸多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在美国也同样存在。美国的公立学校主要受到一些和教师工会等机构签订的合同以及各种法律法规的限制，推行改革并不容易。现在，许多有想法的人通过特许学校来进行改革，可以绕过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

记者：校长评价很重要，有没有可能通过一种评价来判断哪些人可以称为教育家型的校长?

曾满超：校长评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中国和美国情况不同，在美国，校长这个职务比较容易解雇，不是铁饭碗，这个压力逼着他要重视评价、要把工作做好。

校长评价涉及对上、对下两方面问题。在美国，对上是学区，在中国就是教育局。对外是家长，对内是教师，而最终目的是学生。评价校长，要看学生成绩有没有因为他的领导而得到改善，有没有调动家长的积极性来促进学校发展，有没有好好利用教师资源。在美国，还有教育经费问题，要看校长有没有把有限的教育资源用得更好，是用在行政方面，还是把钱都省出来去建立一个新课程。

在美国，也有一些名校长，很多时候就是他所在的学校学生成绩好、管理好，并且有些想法。可是，大家都知道，教育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比如，把一个重点中学的名校长放到薄弱学校工作几年，他可能照样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如果他能有效改善这所薄弱学校，那就是好校长。培养教育家型校长，要经过一定的筛选。我们可以从这些有表现的校长开始，把他们当作潜在的教育家，给他提供训练、发展机会，以后他就有可能提升为教育家型校长的。

记者：您对中国的西部教育颇为关切，也做了很多实质性的工作。对于经济条件相对薄弱地区的校长来说，追求“教育家办学”是不是一个过早的话题?他们应该如何理解和追求自身成长?

曾满超：我认为，为西部培养教育家型校长不仅必要，而且可行。西部地区学生也应该享受优质教育。经济条件是影响教育质量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教育家可以为西部地区探索如何充分利用其他教育因素，更有效使用有限教育资源，以提高教育质量。西部地区有其独特的环境，也面临许多与其他地区不一样的教育问题。比如，民族教育、双语教育。因此，我们需要培养面向西部教育发展的教育家，需要能适当结合教育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教育家。教育家办学不仅指基础教育，还应该考虑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终身教育，这对西部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校长要有国际视野，以便了解自己

记者：不断的学习，可能是今日校长应对世界不断变化的最佳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为美国最好的教师教育机构，是怎样培训或培养校丧的?据了解，近年来，中国教育学会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共同开办“中国基础教育赴美高级管理研修班”，他们又是怎样安排培训内容和形式的?哪些对中国校长培训工作有借鉴意义?

曾满超：在美国，校长培训最好的机构有两个，一个在哈佛大学，另一个就在哥伦比亚太学。美国校长培养和培训体系比较复杂，且和中国在体制和管理方面存在很大不同，我重点介绍一下针对中国校长举行的“中国基础教育赴美高级管理研修班”，通过他们的培训内容和形式，也可以大致了解美国校长培训的情况。

“中国基础教育赴美高级管理研修班”在美国的培训时间为7至10天，培训课程分为两大部分——上课和访问学校。我们安排四类专家授课：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教授、当地名校长、当地教育领导、当地校长培训者。我们采用美国校长培训的方法，课堂比较灵活，可以随时发问。题目主要是美国中小学校长工作的各个方面，比如，有效的学校领导、如何评估教师、教育经费与教育公平、评估学生教育成果，等等。我们有一些田野研究，到美国的学校去观摩。不仅到好学校，也到一些薄弱的学校。增加他们对美国教育感性的认识。同时，我们的理念是，要了解教育一定要了解大的社会。因此，在周末和晚上，我们鼓励学员走出去参加活动，比如看NBA的比赛。因为体育运动在美国学校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想，美国的校长培训和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开始中国校长可能不习惯站出来说话，总是想听别人讲。但是，有一个讨论环节气氛很热烈。我们安排美国校长分小组与中国校长座谈交流。这个时候校长们讨论的都是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置不称职的教师、如何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如何提高学生的数学成绩，等等。

记者：近年来，中国校长出国学习或受训成为热潮，结合哥大的校长培训项目，您认为中国校长出国受训的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在教育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之间，中国校长应该如何做?

曾满超：国际化视野很重要。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能够真正看到当地学校，并与当地校长进行交流对校长来说是宝贵的经历。校长们可以从他国成功经验、失败因由两方面，为中国教育发展提供参考。校长是有自己的眼光的，知道有些东西可以参考，有些东西是有美国的特殊情况。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选择问题上，我认为应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为主体，国际化是为了更好地优化主体，因为了解别人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

记者：刚才听您说美国校长在培训过程中也对中国的教育感兴趣，也向中国校长提出很多问题。将来有没有可能组织美国校长来中国培训?

曾满超：当然可以，中国将来也可以教育出口，中国教育有它的长处、特色，有些经验也可以介绍给别人。例如，怎样学数学、父母怎样关心孩子、教育政策怎样有效落实。我定了20几个国家，在教育政策落实方面中国是做得很好的。很多地方空口说个政策，说完就完了，但是中国往往落实得很好。美国校长也可以把经验带到中国来，比如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校长和教师不方便出国，国外可以组团来进行交流经验和学习，用视频资料介绍国外学校情况。动动脑筋，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文见《中国教育报》2010年8月24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