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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照 新时期中国教育史学的领军人

王炳照　新时期中国教育史学的领军人

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教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会长、全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全国人大代表、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洪宇

去年10月3日中午1时许，我正在批阅学生的论文，手机铃突然响了，一条短信呈现在眼前：“不好意思，节日还打搅。王老师病情加剧，可能就在这几日。”发信者是北京师大教育学院原院长、老朋友张斌贤教授。看了短信，我吓了一跳：“王老师，王炳照老师，怎么了？”前几天我的学生申国昌教授来看我，还乐呵呵地介绍不久前他与王老师一行赴台学术交流，大家还一路欢笑一路歌呢。

马上打电话核实情况，斌贤说王老师去年7月从台湾回来不久就被确诊为癌症晚期。但王老师坚持不让告诉京外同行，不愿大家前往探视。所以，京外知情者极少。斌贤的声音缓慢而悲伤，听后我心情十分沉痛。

事不宜迟， 我决定马上赴京看望。与本校教育学院院长涂艳国教授和杨汉麟教授等人商议后，当即打电话给秘书，嘱他无论如何都要买到晚上武汉到北京的火车票或机票。秘书1个多小时后回话，国庆假日期间京汉往返车票、机票早已售罄，找了好几个部门方才弄到一张次日晚上的车票。斌贤说王老师住京师大厦斜对面的二炮总医院血液科327室，到京后可直接联系王老师的高足徐梓、施克灿、周慧梅等。弟子们这些天一直都在轮流值班，陪护老师。

4日晚上，我登上了列车。耳边响着车轮隆隆的节奏声，心情也随之时起时伏，与王老师交往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以学术为公器　不遗余力提携后学

记得与王老师相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我博士毕业不久，还是华中师大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年轻讲师。一次会议上，与他结识了。久闻他是毛礼锐、沈灌群先生主编的6卷本《中国教育通史》的实际主持人，对他十分敬仰。他得知我出身历史学，表示希望多一些像我和刘海峰、袁征这样学历史的来研究教育史，以提高教育史学科的史学品质。听说我是章开沅先生的学生，便由衷地称赞章先生是一位极为难得的大史学家，不仅学问好，人品也好，从不贪恋权位名利。为了争取一点自己做学问的自由时间，竟然辞去众人艳羡的华中师大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全国政协委员等职，游历海外，枯坐书馆，潜心治学，其人品、精神、学问值得世人学习。我听后深感鼓舞，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放弃学问这一安身立命之道。后来我竟偶然由参政、议政再到直接从政，成为领导干部，但再忙再累，也从未离开学校、放弃学问，只要有时间就做研究、指导学生、著书立说和参加学术活动。这么多年来，除了实在因工作走不开而缺席两三次，绝大多数全国教育史学术年会我都参加了，珍惜每次与学术界朋友交流学习的机会。我把这些视为对王先生等众多关心自己的学术界师友期望的回应。

1996年我担任教育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史学科组成员后，与王老师的交往就更多了。那时学科组组长是华东师大的江铭先生， 副组长是杭州大学的田正平先生。尽管王老师当时担任着比两位更高的学术职务——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又是国内教育学、心理学研究最重要的机构——北师大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院长，教育史国家重点学科主持人，但他对此安排没有任何意见，不仅非常尊重江铭先生和田正平先生，而且也十分尊重包括像我和比我更年轻的张斌贤教授等其他同志。我们这个学科组成员共7人，王老师和张斌贤教授来自北师大，江铭教授和单中惠教授来自华东师大，田正平教授来自杭州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宋恩荣研究员来自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我则来自华中师大，基本上都是国内教育史研究比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单位，能够反映中、外教育史学科与不同年龄段学者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学术看法。由于每人的成长背景、学术经历、学术方向、研究重点都不一样， 在讨论问题时，看法与观点常常不尽相同，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彼此之间的感情与友谊。每次评审课题和科研成果，王老师等前辈都非常注意听取他人的意见，尽量让我与斌贤多发言、多锻炼。他是一个十分谦和、兼收并蓄的人，一个以学术为公器、富有战略思考和前瞻性、视野开阔和胸襟博大的人，也是一个对提携后学不遗余力的人。

以教育为志业　孜孜以求为树人

王老师对华中师大教育史学科建设以及我个人的学术发展一直非常关心，倾注了许多心血。记得2000年学校决定由我牵头申报教育史博士点， 命我走访北京、华东和东北，向学术界前辈请益。我去北师大拜访他，他开玩笑地说，你来干什么，我还不知道你们华中那几员大将的实力吗？你、熊贤君、余子侠、喻本伐，还有杨汉麟、杨孔炽、周采，不都是章开沅、董宝良、任钟印等老先生带出来的吗？ 后来拜访顾明远、潘懋元、王逢贤、金一鸣、班华等前辈， 也与王老师一样对我和同事鼓励备至，令人印象甚深。2005年6月，我的3个博士生论文答辩，请他来华中师大作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当时腰椎间盘凸出，行动不便，但还是在慧梅博士的陪同下硬撑着来了，并给全院硕、博士生们作了“研究生怎样治学”的专题报告，希望大家惜缘好学。他深刻精辟的观点、诙谐幽默的语言，不时引起同学们的阵阵掌声和笑声， 我听了也深受启发。他在博士生答辩会上总结发言时， 对但昭彬的《话语权与教育宗旨之共变——中国近现代教育宗旨的话语分析》、胡志坚的《自我统摄下的心理与行为——蔡元培、黄炎培、陶行知的社会心理与行为方式研究》和广少奎的《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及其行政制度研究》3篇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使同学们受到很大鼓舞。

王老师对教育、对学术十分敬重。一次去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考察，到了孔夫子碑像前，他对大家说，到了祖师爷跟前了，要好好拜拜，便一脸严肃地拜了起来，一连鞠了3个90度的大躬， 我们也跟在后面行礼如仪。从他日常的言谈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撰写文章或指导学生，以及他生前撰写或主编的多部有重大影响的学术著作（《中国教育思想通史》、《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等），都可以感受到他对教育、对学术的忠诚和挚爱。也正因此，他才能在温总理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大胆建言，国家应更重视师范教育。他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以教育（学术）为志业”而非仅仅为职业的真正教育家和学者。

王老师是一部新中国教育史学的活字典。我在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重点课题“教育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过程中， 经常会遇到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向他请教，如新中国教育史学是如何在旧中国教育史学基础上发展演变过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老专家们的去向与分布、哪些学校的老专家比较集中、当时学校对他们的态度如何、在新的社会形势下他们是怎样调适以及调适的结果如何、他们在新中国教育学改造的过程中作用发挥得如何；建国初期北师大与华东师大两个有名的教育史研究生班是如何开办起来的、培养方式怎样、与以往有哪些不同、造就了哪些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又是如何起作用的；其他几个学校（如杭州大学、河北大学、华中师大、东北师大、西南师大、陕西师大、华南师大、厦门大学等）又是如何培养教育史人才的；各个学校教育史学科的学术人脉是如何传承与扩散的，有无形成比较明显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这些对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教育史学的重建与发展又起了哪些作用、如何判断未来教育史学科的发展走向与趋势等。由于王老师本人就是当年北师大教育史研究生班的学生，有求学问教的亲身经历，又一贯尊重老先生们，与北师大的老专家瞿菊农、邱椿、邰爽秋、毛礼锐、邵鹤亭、陈景磐、陈友松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元晖先生等有所交往，后来还被安排协助毛礼锐先生与沈灌群先生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见闻和掌故，见我问询，娓娓道来、线索清晰，让人听得兴趣盎然，当时对于我修改完善课题成果《教育史学通论》起了很大作用。

王老师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欢热闹，与大家在一起，经常开开玩笑，气氛很活跃。一次到山东师范大学参加学科组评审，工余组织游览济南趵突泉公园。听说趵突泉因全城用水过度、水位下降好久不喷泉水了，我们到的这次却泉水翻滚。见此情景他兴奋得像个孩子，拿着当时还很少见的高级摄像机到处摄像，并不无骄傲地说，“这是我女儿在美国专门买来送我的”，让众人羡煞至极。他还四处宣扬，养女儿比养儿子好，女儿是爸爸妈妈的小棉袄，懂得疼父母。弄得我这个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人，只有羡慕的份了。

王老师很讲感情。每年春节我们都会打打电话问候问候。2001年后，我走出象牙塔，开始参政议政，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每天忙完政务忙学术，忙得不可开交，与他的日常联系自然比过去少多了，但彼此都时刻放在心上。每次到京开“两会”或到教育部公干，只要他知道，就要与斌贤一道请我吃饭（俞启定、周作宇、刘复兴等教授有时也来一起见面）。2003 年3月，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在人代会上向温总理建言尽快实行义务教育全免费，提出正式议案建议，在《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上撰文呼吁用“分类承担，分步实施” 的方式，尽快从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始实行，逐步扩大到整个农村和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并呼吁学习、效法当年的陶行知，大力推进教育改革，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教师，造就一流的教育家。他从媒体上得知这些情况，十分高兴，多有鼓励。我去看望他，准备请他与斌贤吃饭。他听说了，非要斌贤安排请我。见到我后，高兴地说，谁说我们搞教育史的人都是学究？你要不是研究近现代教育史和陶行知多年，熟悉义务教育免费的历史，又有实际工作体会，恐怕也很难提出这类建议。还鼓励我，现在教育问题很多，今后应该多以专业研究为基础，结合实际，学有所用，积极服务社会……

在车上就这样浮想联翩，一夜无眠。

以学术为生命　最后惦记的是研究

5日早上7时多列车抵达北京西站， 我来不及用早餐，急匆匆往医院赶，一路上塞车，到医院时已过了8点半。克灿见我来了，马上引荐与王老师夫人胡秀英师母见面。简单寒暄后， 直奔王老师的病房。只见王老师躺在病床上，曾经高大结实的身躯显得十分消瘦，嘴上罩着输氧面具，正在输氧，大口大口呼气，胸腔一起一伏，两眼紧闭，难受至极。见到昔日高大健壮、开朗豁达的王老师如此状况，不禁心如刀绞，悲从中来，千言万语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只得喃喃道：王老师，我来晚了，衷心地希望您战胜病魔，早日康复，我们再共同战斗，为教育史研究出力。

大家默默地围立在病床旁。胡师母轻声地说，王老师这一段时间大都如此，每天昏迷不醒，只能靠输液维持，随时都有生命危险。2日那天下午突然清醒过来，精神不错，对她以及克灿、慧梅众弟子们一一叮嘱，惦记着学生，惦记着研究，惦记着学术发展，唯独没提他自己！听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

看着仍在与病魔搏斗挣扎的王老师，想着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怎么也得给他留下几句我的心里话。便走到病房外面，找护士要了便签，靠在办公桌旁急急地写了一张字条，大意是：王老师，您好！我是周洪宇， 我受学校委托代表华中师大的同仁来看望您了。听说您病了，大家都很挂念。我们都希望您能早日战胜病魔，健康长寿，继续领导全国的教育史同行，为教育史学科的发展作贡献。我们也很感谢您对华中师大教育史学科建设的关心、指导与帮助，盼望着您能再次到华中师大给师生们讲学指导。您对我个人的鼓励和期望，我一直记在心上。我会铭记自己的职责，坚持学术研究，培养更多学生，积极参政议政，努力为教育事业和为学术研究聊尽个人绵薄之力。这次没机会与您交谈很遗憾，希望下次能够继续听到您的学术高见，看到您慈祥可爱的笑容。真诚地祝福您早日康复！

我心里清楚，这张字条王老师估计是很难看到了，但我仍幻想着也许他在某个时辰还会像2日下午那样突然醒来，看到这份向他表达敬爱之情的字条， 脸上泛起欣慰的笑容，然后说：洪宇这个家伙！

在病房里呆了一阵子，王老师的病情仍没好转，胡师母和克灿、慧梅等人劝我回去休息。回到宾馆，已近下午1时了。因一夜未眠，又未用餐，又困又饿，脑子蒙蒙的，进屋就和衣躺在床上，想着这20年来与王老师交往的点点滴滴，忽而清晰，忽而模糊，不知不觉中竟睡着了。突然，手机铃响了，我从梦中惊醒，3时零9分克灿给我发来短信：“周老师：王先生已于中午12点23分故去。” 老天，这个时辰，竟是我刚刚离开医院不久！没想到，一觉醒来，王老师竟从此与我们天人永隔！那张字条，王老师真的永远不会再看到了!

（文见《中国教育报》2010年9月1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