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阅读

教育科研经费可否让民间智库分杯羹

民间学者赶在两会之前发声

两会开幕前夕，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编辑的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1）》出版新闻发布会、由长江教育研究院主办的2011年度“北京·长江教育论坛”先后在北京举行。

无论是北京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还是湖北的长江教育研究院，还有重庆两江教育研究院、奕阳教育研究院等，其身份是一样的——都是民间教育研究机构，他们以民间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精神为推进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做着各自的努力和贡献。

从2003年开始出版的中国教育蓝皮书，至今已坚持近10年了。尽管书中的很多选题，没有那么多国内知名学者领衔挂帅，而是由一些小人物——青年学者、媒体记者甚至大学生志愿者来完成，但一点也不影响其独特的价值——因为那些来自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那些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声音，既是对中国教育生态更鲜活、更真实的描述，也为我们审视现有教育政策、主流舆论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2011版的《教育蓝皮书》收录了不少可圈可点的篇章。如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蒯鹏州和江铨合写的《人口变动与教育格局的变化趋势》、熊丙奇所写的《高考人数减少对高等教育的挑战》、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冯晓霞和她的博士生张凤合写的《2010年学前教育：春风已至，尚待化雨》，还有《中小学管理》杂志编辑曾国华撰写的《中小学校园安全的现状与忧思》、中国青年报记者李剑平写的《高考加分乱象及其根源探析》等等，都聚焦于2010年中国教育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度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而由长江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教育黄皮书，收集的2011年度的教育报告集中直指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进一步推进教师队伍建设。同时他们还在长江教育论坛上向今年的两会提出了2011年教育政策建议书：建立“教育特区”，以区域突破带动教改全局。

民间视角是独特的，也是有价值的

“究竟存不存在一个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

在北京大学“社会变革中教育研究的使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著名学者杨东平针对不久前复旦大学Ｃ9（即由中国９所顶尖大学组成“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会议上的热门话题——高等教育的“中国模式”公开提出了质疑。

杨东平的看法是，中国高等教育虽然实现了跨越性发展，但其过程中所呈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强有力的行政干预；运动式、工程化的思维定式和运作模式；追求短期内大见成效的心态……这一模式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教育产业化的泛滥、教育品质的下降、教育治理难以改善等等，迫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确立新的教育发展观。

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只有世界通行的标准，而不会有另外一套衡量的标准。中国高等教育是在改革开放大门打开之后才开始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努力攀登的，还正处在行进的学习过程中，不能轻易地断言我们很快就有了一套自己的‘中国模式’。”

杨东平的发言，在会议现场得到了最强烈的回应，提问者频频举手，互动有力。值得注意的是，针对高等教育“中国模式”发出的不同声音，不是来自官方教育研究机构，而是民间学者。

对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简称：《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加快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一些学者至今仍持有不同的意见。

从2004年国家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以来，与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相配套的寄宿制学校建设不仅在西部，而且在中部，甚至部分东部地区大范围内全面推进。

和以往许多战役性行动相似，整个建设过程中的“一刀切”情况非常普遍，带来了诸如学生辍学率反弹、已有的学校资源闲置等诸多问题。一些学者的意见认为，当前最应该做的工作是对现有的、已经成批量建成的寄宿制学校的情况加以总结，使之巩固和提高，而不是继续“加快”。

据北京师范大学长期研究农村教育问题的袁桂林教授介绍，通过大量文献资料比较和实证研究发现，解决偏远落后地区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大批量建设寄宿制学校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更不是惟一的办法。目前世界普遍通行的做法是开通校车，将低年级的孩子接送到中心小学上学，这样既有效解决了学生上学远、不安全的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孩子与家人骨肉分离的情感问题。而寄宿制学校仅仅是作为校车方案的补充性措施而存在。

他认为，即便纯粹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寄宿制学校也不是一个优化的方案。建设一所完备的（包括配备相应的生活老师、保安人员、校医、厨师等行政后勤人员）的寄宿制学校所花费的资金投入、人力资源投入要比置办几辆校车大得多。中国正处于人口波峰曲线起伏较大的时期，随着自然人口的减少和流动人口增多，一些刚刚建成的寄宿制学校可能很快就变成了闲置的资产，造成资源投入的巨大浪费。面对难以预测的人口变化，选择校车的方案显然更富有弹性，能够做到进退自如。

曾有人说：“政府运作起来倾向于一刀切。志愿组织则相反，他们在不同的领域里活动，因而在各方面都具备丰富的经验。”民间的视角能使政府看到多样化的社会现实。这样的政策建议，让人感觉更具建设性。

教育科研经费应开放更开放些

随着《规划纲要》的公布和实施，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教育改革发展能否取得成功，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是重要保证。

政府对教育政策研究的支持力度正在逐年增大。据中央教科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曾天山透露，我国现在每年用于教育研究的经费已经达到7500万元，估计今年就会过亿；教育研究的成果也很多，每年出版教育研究类的图书约在2000本以上。

但是这些教育研究成果的质量如何？对教育的科学决策起到了哪些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教育政策的制订调整有何积极影响？

《瞭望》周刊曾经发表的一篇报道说，我国以政策研究为核心、以直接或间接服务政府为目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大约有2000个，甚至超过了美国（1777家）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8年智库报告》中，中国大陆被收入的智库仅74家。绝大多数研究机构不为外人所知。

虽然国家设有专门的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也设有专门的教育科学研究所，但是回望这些年围绕“高考指挥棒”打转转的基础教育、出于拉动经济目的高校大规模扩招、一度大幅度滑坡的职业教育、一时间完全拱手交给市场的学前教育……教育事业发展曲曲折折、起起落落的轨迹清晰可见，这里固然有体制机制的原因，但我们也可以问一问，从事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有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熊庆年认为，“这表明中国智库对政府权力的依附性、研究的非独立性的特征非常强，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发展民间智库。”民间研究机构因其地位、角色的不同，在教育研究方面态度更为超然，立场更为客观，视角往往有独到之处。

教育研究的环境虽有所改善，但情况并不容乐观。教育研究的课题、经费长期在政府管理下的一个封闭式的系统内部循环，开放程度非常有限。一些在中国教育学会大旗之下的专业学会，凭借负责人曾有的行政影响力，能在体制内轻而易举地获得资金数额较大的资源，一些毫无新意的低水平、重复性课题常常在继续；一些研究人员的主要工作还局限在为现有的政策作注释，为领导的最新讲话作论证，课题的前瞻性、创新性不够，对政策的影响力、对社会干预的程度也很有限。

纵观世界，不仅是教育研究，还有教育咨询、教育督导，许多国家越来越多地依靠第三方——民间的力量来进行。

由于历史、文化、现行体制等多种原因，目前我国从事教育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运行的公办机构，来自民间的声音十分稀少，也十分微弱。在民间教育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些年轻学者，他们有热情、有能力，也能提出有价值的选题，但由于难以公平地争取到课题经费的支持，为了生存往往不得不放弃自由的学术环境而拼命地争取回流到体制内去。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历史已经证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不能简单地以公办还是民办来衡量划分。政府的责任应该是努力搭建一个公开公平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在这里发挥能量，绽放光彩。

（文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3月22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