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教育真问题
本刊特约记者 张小武
谢湘，作为一位资深媒体人在接受《教育》旬刊采访时说：在新的一年里，教育新闻人既要努力眼睛向下，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又要积极向外，汲取人类文明的精华，找到理性判断的坐标，发现中国教育的真问题。行走，关注，呼吁
《教育》旬刊：您在2010年采访工作中印象较深的事情有哪些?
谢湘：2010年我在基础教育领域的采访有几个难忘的片断：
最让我特别难忘的是，2010年6、 8月我两次深入到北川中学，参加由中国科学院北川中学安心工作站龙迪博士面对高三学生组织的“拓展生命时空”的工作坊。参加者都是5．12特大地震中直接遭遇地震伤害的高一在校学生，如今他们结束了三年的高中学习，走向新的生活。
2010年6月，因“农村万名光棍”的选题我回到我的家乡湖南省新邵县进行专题采访。在那些平均海拔1000米的高山上，我看到了贫困的村落，还看到了当年曾经书声朗朗的村小如今都已经空无一人，破败不堪。我走访的大新乡板竹山村，村里所有的孩子都被安排到20多里外的龙溪铺镇中心小学去上学。孩子们要么每天早晚两头黑跑山路上学，要么就让家里大人下山租房陪读，一些本来就经济困难的农民因此而更加贫困。
湖南省人大代表、大新乡袁家岭村党支部书记张学礼已经连续四年在省人代会上提交议案，建议政府办教育应该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保留村小，哪怕是设个教学点，也有利于解决低幼年龄上学难的问题。但是在各地轰轰烈烈撤校并点的大潮中，这个提议至今仍无人理会。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揪心！
2010年岁末，我还参加了南都基金会等社会组织举办的对打工子弟学校任教优秀老师进行的表彰活动。那些老师很朴实，很有爱心，但是他们是被排斥在正规师资队伍的一群另类教师，所处的境况非常差，收入少，待遇低，基本上也得不到培训的机会。因为合格老师数量有限，打王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何保证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个群体的人数也不少。
眼光既要向下，又要向外
《教育》旬刊：您对2011年基础教育领域采访工作有哪些详细规划?
谢湘：我想，随着《教育规划纲要》的颁布实施、全国教育大会的召开，中国教育进入了难得的高速发展机遇期，中国教育的主要矛盾也将逐渐由投入不足等外部矛盾转入到如何提升教育质量的内部问题上来，媒体记者关注教育的视角一定会有新的变化。
我从来不认为新闻是靠媒体人策划出来的，新闻本身具有不可预见性。我谈不出什么具体的详细规划，只能简单谈谈几点感觉，几条原则。其一是关注基础教育的均衡化问题；其二是关注师资培养的问题；其三是关注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其四是关注教育决策如何做到更加科学，教育经费的分配、使用如何做到更加合理，并能对之加强监督；其五是关注教育改革的试点、亮点。
教育要科学决策
《教育》旬刊：您是教育口的“老”记者了，您对行业发展有何反思，有哪些建议?
谢湘：对中国教育而言，2010年是注定将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教育受到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颁布并实施了《教育规划纲要》，确定了教育投入必须占到国家GDP4％的指标，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个全国教育大会，中国教育正在按照“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的20字工作方针向前推进。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最关心的是，教育如何回到常识，回到尊重教育规律本身?教育如何真正做到科学发展?教育如何真正成为一项国家有远见、有预见的人才战略先导工程?
回望这些年的教育发展，其曲曲折折、大起大落的轨迹清晰可见。
围绕“高考指挥棒”打转的基础教育，出于拉动经济目的的高校扩招，一度大幅度滑坡的职业教育，一段时间拱手交给市场的学前教育，包括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同城之间的教育差距不断拉大等等，人民群众对教育很不满意。出现的这些问题，无一例外是我们的教育思想、教育政策出现偏差而导致的结果。这就值得认真反思和调整。任何一项教育规划和政策的制订都应该依靠科学研究来支撑，应该具有法律的严肃性，符合国家、民族发展的长远目标，而不是依据个别领导人的关心和重视程度而随意改变。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明显还有差距，需要进一步提高科学决策的水平。
(文见《教育旬刊》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