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美国经验：企业界参与教育改革
美国亚洲文化学院教授 郭玉贵
当前国内教育改革有来自于民众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受教育者的压力，以及来自于政府的压力，但是恰恰缺少来自企业的压力。
显然，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教育生产的是特殊产品一人才，教育产品的生产由学校承担，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的评判者是社会，按照国际经验来讲主要是企业，企业在社会上占了重要的位置。
美国企业界参与教改的历程
我认为，学校培养人才的适用性和质量应由社会来评定，教育系统不能既做运动员，又做教练员，还做裁判员。在美国，领导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和教育委员会理(董)事会成员大都由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组成。正是这些所谓的“外行“将社会各界的”用户对教育的需求和对学校生产的特殊产品一人才的满意度及时反馈给教育系统。
美国企业界对于教育的观念转变，也经历了从配角转向积极参与教育改革主角的发展过程。早在1860年以前，美国的264所院校中，私立大学占247所之多，这些私立大学多是由企业家私人或教会捐赠建立起来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美国著名“常春藤院校”就是接受捐赠而创立发展起来的典范。从19世纪末起至20世纪中期，依托美国经济的雄厚物质基础，美国企业界将高等教育的科学研究作为其主要的资助对象。各类基金会提供设立科研经费和奖。助学金，鼓励教师、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申请。既促进了美国科学的发展，也培养和扶植了一大批科学精英。据统计，1953-1965年间，仅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资助过17位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的科学家，由此还帮助了一部分美国大学成功转型为现代研究型大学。
而近30年来，一大批得益于知识经济而涌现的新企业家，他们以空前热忱出钱出力参与和帮助实施教育改革．企业教育的崛起，既弥补了教育的薄弱环节，又增强了企业的知名度。所谓“企业教育”，就是通过援助，参与和兴办教育的途径，向教育领域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与学校共同合作或相互竞争，以满足企业不断增长的教育需求的兴教举措。
其主要形式有三种：一种是企业参与学校教育。1982年波士顿地区近200家企业公司和波士顿公立学校签订了有名的《波士顿契约》，以解决学生因就业困难而产生的厌学问题。该《契约》宣称，到1986年，凡符合条件的高中毕业生，都保证能在这一地区谋到一个合适职业。《波士顿契约》承诺了企业对学校的经济支持以及保证学生就业，同时学校也要承诺保证培养符合企业需求的学生和人才。《波士顿契约》在企业与教育界合作改善教育质量上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合作模式。直至今日，《波士顿契约》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另一种是企业自办培训和教育。即公司和企业与教育机构合作办学校，让学校直接为公司输送合格工人。再一种是企业资助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即企业直接设立资助项目，资助学生进入私立学校就读，以摆脱劣质的公立学校教育，这种形式对美国公立学校以巨大的冲击。
更值得注意的是，近20年来，美国企业界积极参与并组织了美国5次全国教育高峰会议，在推动教育改革和重塑美国新的教育政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而在2006年12月全美评选1996-2006年10年间对美国教育政策影响最大的组织所获提名的所有11个教育基金会中，绝大部分都成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它们主要以参与和推动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制定的影响力而获选。
由于企业界的崛起，从此美国商讨重大教育问题的主角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即政界、教育界和企业界。
企业参与教改的五点建议
美国的发展轨迹对中国会有很多启示，中国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过程中，企业界参与到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来是一个必然趋势。事实上，这些年来作为需求方的企业界对于教育改革的呼声很大，但基本停留在外部呼吁阶段，并没有实质参与到教育改革进程中来。
我认为，政府要有战略高度和前瞻眼光，要主动打破企业界和教育界的隔阂，形成明确的政策导向，制定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积极促进和支持企业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为此，我提出以下几条政策性建议。
第一，要广泛征求企业界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给予参与渠道和话语权。建议教育部门应将企业参与教育改革作为全民参与教改的—部分，特别要体现在落实国家和地方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来，并形成实在的政策措施，以更好指导企业有序有效地参与和推动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第二，要鼓励企业界将参与和支持教育改革作为自身社会责任的重要部分。建议政府在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过程中，着力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和教育观，帮助企业明确自己既是教育的最大用户，也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着力引导企业关注教育。参与教育、推动教育，加强对企业承担教育社会责任的表彰。
第三，要促进企业界建立基金会，对教育捐赠给予税收减免等财政激励。我国企业基金会事业的滞后有多方面原因，除历史传统和文化氛围方面的因素外，政策方面的障碍应首先清除。税收优惠政策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推动基金会等公益事业发展的一种重要制度。而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套系统可行的针对基金会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协商，统一并明确对教育、慈善基金会等公益组织的收入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第四，要建立校企人员的双向交流制度。加大企业界与教育界之间的互动。建议教育部门建立校企人员双向交流制度，鼓励并组织企业适度参与高等院校特别是工程类、经管类高校的董事会、顾问委员会或教学指导委员会，企业界人士应当对高校专业与课程设置、人才素质与能力结构。实践与实习环节建设甚至师资队伍建设等参与建议和提供咨询。
同时，高校工科类。经管类专业师生应制定企业实践培训计划，将其纳入师资和人才培养整体规划。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最熟悉技术。管理现状和变化趋势，最清楚需要怎样的人才。这种交流机制一旦建立起来，企业也会更加乐意接受学生实习，从中发现可用之才。
第五，要创建长效机制，倡导企业界建立支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常设机构。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界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历史必然性。
创建民间教育智库和企业参与教改的长期机制
我认为，不应把引导企业参与当前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行动视为权宜之计，而应在对社会未来发展规律和趋势深刻洞察的基础上，未雨绸缪地建立起以企业界引领的全民参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社会氛围和运行机制。这种具有良性互动和长效的机制一旦形成，教育界和企业界这两个供求方的轮子就能协调平稳地推动世界向前运行。
我建议政府应鼓励和倡导企业界建立支持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常设机构或组织，可先由知识经济含量相对高的大中企业，率先或牵头联合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召开一些有关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研讨会和论坛，从理念上凝聚共识，并创建一些由企业或基金会赞助并有各方参与的教育研究智库，既可独立参与教育实践和政策研究，也可与各级政府和教育界合作进行研究。
这种基于民间。又代表教育界最大用户企业界的研究成果将会持续不断地提供更为客观。切实和独特的视角和建言，让中国的教育真正成为政府、企业界和教育界等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
(文见《留学生》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