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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身工农把学上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一穷二白，80%的中国人是文盲和半文盲，新中国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在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扫盲治愚以及为社会现代化提供所需要的知识和人才。为此，中国共产党把工农教育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1949年确定的教育建设的方针就是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也就是说，工农群众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解放，也在文化上翻身，真正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

毛毛虫图代表“从”，心形图代表“心”，眼睛图代表“眼”，梨子图代表“里”，“咬”是“要”的谐音，鱼图是“入”的谐音，钟图指的是钟声“当当”代表“党”。合在一起是——“我从心眼里要入党”。

或许没有人能想到，这是作家高玉宝写的入党申请书——真诚得让人心动，但除了一个“我”字，谁也看不明白。

童年时代的高玉宝，曾经有过一个月的上学史。那是因为村里的教书先生周庆轩喜欢这个爱学习的孩子，收下他免费读书。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爹的腿又有病，他不上山割草，家里连灶上烧的都供不上。因为要承担家里生计，8岁的高玉宝上学了，又失学了。

高玉宝的命运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农家孩子的缩影。

1947年，捡过破烂、做过童工、当过煤矿劳工的高玉宝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读书，这个遥远而奢侈的梦，居然变成了现实。

1949年12月，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为起点，中国的学校教育历史上首次正式向工农敞开大门。

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深刻地改变了旧中国学校的性质，为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群众及其子女提供了充分的受教育机会。

已经成年的高玉宝不仅又一次迈进了学校的大门，还上了大学，成了作家，写出了上百万字作品。他的长篇小说《高玉宝》出版数百万册，被翻译成多国、多民族语言，享誉海内外，其中《我要读书》、《半夜鸡叫》两篇文章更是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

“我要读书！”——这一千百年来深藏在劳苦大众心中的呐喊，最终成为现实。

工农上学

1949年10月1日，一个旧中国受苦人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

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受剥削受压迫的工农群众真正成为国家主人。

时隔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成立，成为政务院管理全国教育工作的最高行政机构。

据长期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史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李玉非研究员考证，教育部成立后发出的第一条指示，就是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推行冬学。

冬学是民主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进行农民业余教育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推广冬学，让广大农民接受必要的政治、文化教育，只是教育向劳苦大众敞开大门的前奏。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前夕，时任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还专门向毛泽东主席作了请示。

9天会议期间，来自各大行政区的教育部（文教部）长，各省市的教育厅、局长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共200多名参会代表，集思广益，深入交流，共同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以及发展新教育的方向。

钱俊瑞在会议总结报告中的陈述，让“教育向工农开门”正式进入所有人的视线：

“我们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以期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

1950年，为了明确、系统地阐述党和新中国的教育建设方针，钱俊瑞在《人民教育》创刊号和第2期上连续发表了《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文章分上下两篇，上篇即为《论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方针》。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的文化教育政策和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钱俊瑞提出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并强调“离开这个方针，我们就会出偏差，就会犯错误”。

为什么教育的中心方针是“为工农服务”而不是“为人民服务”呢？

针对一般人脑海中的疑惑，钱俊瑞在文中专门作了澄清：提教育为工农服务，“不是偏心”。正是因为人民教育应该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基础、基本势力和事业的主要依靠者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所以，“教育为工农服务也就是最正确和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

以当时的实际情况，即使工农在政治上已经当家作主，也并不意味着在文化教育上的落后面貌就此一劳永逸地改变。

“全国人口80%以上是文盲，其中绝大部分是工农及其子女，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中工农子女则更少。”何东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中的一组数据显示，刚建国时，广大工农群众被置于学校大门之外仍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第一次全教会之后，教育部于1950年9月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会议进一步提出，加强工农教育是“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建立强大的国防和强大的经济力量的必要条件；没有工农文化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也就没有文化建设的高潮。”

同时，第5期《人民教育》发表社论，表示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是我国“开始计划在全国范围内跟文化落后作战，向愚昧、无知、文盲、不卫生以及旧生活习惯作战”；是我国为新中国“培养国家需要的工农知识分子作必要的准备”。

两次会议明确了教育向工农开门的实施方针和原则——普及和提高相结合，重点在普及。除了改造原有的学校外，我国还要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大办工农业余补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扫除文盲，开展识字运动。

建国后，出于维持原有学校和稳定教育事业的目的，中央人民政府沿用了建国前的旧学制。但旧学制的缺点也很明显：工农干部学校、各类补习学校和训练班不属于学校系统的一部分；小学分为初小和高小，劳动人民的子女一般上完初小就失学了，很难接受完整的初等教育等。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1951年，教育部在广泛酝酿和研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草案。

1951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公布实施新学制。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个学制完全解除了对工农群众升学的束缚，使全日制学校、各级各类业余学校、政治学校及训练班等3类学校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并相互衔接。各种不同类型学校的毕业生都有机会进入高等学校深造。

时隔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又专门成立了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加强对全国扫盲工作的统一领导。

自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广大工农群众由于翻身解放焕发出的巨大热情推动下，共和国迎来了第一个教育建设高潮。

千家万户

“中午，匆忙地吃过母亲送来的饭菜，打轴的青年们，放倒小推车，就围在一堆，演起算术习题来，并没来得及把脸上的汗擦干，把头发和肩头的棉絮掸落。在一个小推车旁边，一个男孩子当着三个女孩子的教员，利用这短短的时间，进行文化补习。一个年岁最小的女孩子抱着工人课本，顺在书桌的边沿上睡熟了，其余的人仍然聚精会神地学习……”这段文字来自作家孙犁的散文《学习》。

1950年9月，修建于北京南城药王庙原址的北京市第十一中学迎来首批学生。出生在“坛根儿”附近一个普通劳动人民家庭的孟昭晋，那年正好小学毕业。12岁的他，“赶上了好时候”。

旧中国留给“坛根儿”一带的，有一条因老舍大作而名闻中外的龙须沟，还有就是没有一所中学的历史记录。

1950年，作为共产党入城后的第一个市政工程，北京市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2.25%整治龙须沟。同时，还在该地区为南城劳动人民的子女，建起了解放后第一所公立中学。

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学校的师资配备。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选派了傅任敢作为第一任校长。当时，傅任敢正同时担任原重庆清华中学、长沙清华中学两校的校长。

傅任敢着手组织的师资阵容也相当强大，比如教初中语文的，就有唐杨和老师。当时不到35岁的唐杨和，已经是著名的“九叶诗派”诗人和书评家。

“这些，我都是后来上了大学才知道的，真可谓‘有眼不识泰山’了。”遥忆当年，73岁的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孟昭晋深以能在母校读书为荣。

同样是1950年，入冬不久。湖北省武汉市青年文工团美术组长汤文选受团里指派，到黄陂县农村当一期冬学教员，教农民识字。

第二年冬，刚调往华中师范学院图画系担任教员的汤文选，被学校派往武昌县农村参加土改复查工作。在这里，他又一次感受到了冬学对当地农民的影响——一些小脚老太竟然不顾天寒、路远，和媳妇一起相互搀扶着赶来上课。

此情此景，一直萦绕在汤文选心头。1954年，根据记忆，汤文选完成了新中国水墨人物画史上的杰作——《婆媳上冬学》，并获得了次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美展一等奖。

一时间，仿佛整个社会都行动起来了！

据刘英杰主编的《中国教育大事典》统计，到1952年，全国已有4885万人参加冬学学习。同年，共有298.81万职工参加政治、文化学习，其中参加扫盲学习的有208.17万人，参加业余小学学习的有66.29万人，参加业余中学学习的有24.35万人。

速成识字

建国初期，在推翻蒋家王朝大进军中“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解放军官兵，身上的硝烟尚未散尽，也发起了一场新的大进军——为实现军队正规化与现代化向文化进军。

和高玉宝一样，广大穷苦出身的官兵多是文盲。据1950年3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会见苏联驻华代办时通报的材料，当时华北有150万党员，其中130万是文盲或半文盲。在区委以上领导人员中，近50%没有文化或文化不高。

怎样使那些扛惯了枪杆子的大手，随心所欲地拿起笔杆子呢？

当时闻名全军的有3个“速成教学法”：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中南军区某部周斌、曾端仪、唐斌等创造的“速成写字法”，华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常青创造的“速成写作法”。

其中，识字处于最为基础的地位，“速成识字法”的影响也最为广大。

“速成识字法”主要借助于当时的注音符号教识字，基本要领是“大量突击，分散难点，逐步占有，巩固提高”。教学过程主要分为3个阶段：一是教注音符号和拼音，掌握识字的“拐棍”。二是突击认字，先求会读，初步会讲。三是展开“阅读、写字、写话”活动，巩固提高。

这一方法非常适合部队基层官兵精力充沛、纪律性强、易于集中突击的特点，在部队上推广应用以后，对于广大官兵尽快摆脱文盲状态、提高文化素质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在部队推广后，“速成识字法”很快引起地方上的注意。1951年12月15日，教育部专门召开“速成识字法”座谈会，请祁建华到会介绍经验。一些厂矿、乡村的扫盲教师主动学习、运用这种方法办起实验班，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普遍推广速成识字法》。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指示，要求推行速成识字法以扫除工人中的文盲。同年年底，经过近半年的宣传、筹备，“速成识字法”在全国城乡普遍推广开来。祁建华还被任命为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数以千万计的文盲、半文盲参加了速成识字班，或者是经过改进的速成识字班。数百万学习能力强、能够适应高度紧张的学习生活或有一定基础的工、农、兵学员摆脱了文盲状态。”时隔两年半，《教育部党组关于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的报告》显示了“速成识字法”带来的巨大影响。

脱盲的军人从此迈开了向文化进军的步伐；脱盲的工人有许多人成为各方面学习的积极分子，成了技术革新的能手或干部；脱盲的农民欢天喜地：“毛主席给了我们土地证和选民证，现在又给了我们扫盲毕业证，这真是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翻身！”

新型中学

“光识字没用，好多文化知识还不会呢。”1952年，25岁的高玉宝因为表现出色，被部队推荐到中国人民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学学习。这所学校的前身，正是1950年4月由教育部和北京市文教局联合创办的我国第一所工农速成中学——北京实验工农速成中学。

工农速成中学主要招收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及工农青年入学，施以中等文化科学基础知识，以便他们毕业后能升入高等学校继续深造，成为共和国的各种高级建设人才。

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工农速成中学。

1951年2月，教育部颁布《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法》，对工农速成中学的性质、任务、学制、课程、组织编制、学校设置及领导管理等作出了规定。

此后，工农速成中学的数量迅速增长。到了1954年，全国已有工农速成中学87所，调配教师、干部3700人，招生6.47万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刘国新研究员在《“向工农开门”的教育建设》一文中披露，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来源比例较好地体现了“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和培养优秀工农干部为新中国建设人才的办学宗旨。据1953年全国速中在读28000名学生的统计，工农干部占56.3%，产业工人占25.5%，军人占18.2%，其中劳动模范339人，战斗英雄56人，先进工作者784人。

1954年暑假，35岁的高中语文教师沈蘅仲接到上海市教育局调令，前往新组建的上海市第一工农速成中学任教。

当时，上海市第一工农速成中学所在的赤峰路是新开辟的，东起四平路，向西只筑了一小段路，除北邻同济大学外，旁边还有不少农田。入夜，四周一片漆黑，只有教室还灯火通明，学生们正认真地在夜自修。而田野中传来一片蛙声，更显得这环境的幽静。

“此情此景，多少年后同学们写文章，还常常谈到当时这些值得回忆的生活。”身为教师，如今已届92岁高龄的沈蘅仲，对当年学生学习的场面仍然念念不忘。

学得很辛苦，可成效怎么样呢？

对高玉宝来说，“学习直像山一样压过来”。算术题不会做，九九表不会背……入学头一个月，他一个3分也没得，得了24个2分，全不及格。沮丧之下，他累病了，也累垮了。

如今已经84岁的高玉宝，对当时心里的挣扎记忆犹新：“我心里想，我完了。在旧社会我做梦都想上学念书，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党和人民送我到学校念书了，难道我就这样打退堂鼓吗？”

听说高玉宝学习学病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70多岁高龄的吴玉章老人特意赶来看望。“吴校长安慰我，让我别上火，别急躁。”

学校开会研究后，把和高玉宝一样基础差的学生，组成程度最低的一个班，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起。又增派有经验的教师，调整教学方案，选择有针对性的个别辅导。

病好以后，高玉宝转到这个班上，居然真用4年时间学完了小学、初中、高中12年的功课，毕业后还升入了大学。

新型大学

1956年，工农速成中学毕业后，按照当时国家对工农速成中学毕业生的相关规定，高玉宝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学习。

这一次，他又赶上了一个“第一”——共和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新中国的建设干部。这些干部要学会能够建立新的经济制度，能够管理新的国家。”1950年5月，由第一任校长吴玉章执笔的校刊发刊词，记录下了这所崭新学校的办学思想。

其实，早在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前夕，党中央就考虑到新中国诞生后，新的工业、农业、商业、贸易等建设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旧教育造就的毕业生无法胜任国家的新需求，因此，急需培养一大批懂政治、懂技术、懂管理、有文化、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建设人才，而创建一批新型大学满足国家这一需求则是当务之急。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迅即作出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由国家副主席刘少奇直接领导并亲自担任筹备委员会组长。

1949年12月16日，根据党中央政治局的建议，政务院第11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确定在原华北大学的基础上，创建中国人民大学。决定指出，中国人民大学“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建设干部”。

1950年2月19日，原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同年9月1日，北京铁狮子胡同2号，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课，并于10月3日下午在大操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国家副主席刘少奇、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中国人民大学苏联总顾问安德里扬诺夫等人出席典礼并讲话。

新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设8个本科系，有3年毕业的经济计划系、财政借贷系、贸易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社系，4年毕业的法律系、外交系，2年毕业的俄文系。

当时，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普遍设有专修班，招生对象主要是有培养前途的在职革命干部和工人。如清华大学为农业部开设的农田水利专修科，为重工业部开办的化工专修科，南开大学为交通部开办的自动车专修科，等等。

为了在短时期内培养国家迫切需要的各种建设干部，中国人民大学也设有经济计划、财政借贷等11个专修科，都是8个月毕业。

因招收的学生有些是工农干部、产业工人等，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学校又特设一个文化补习班，使他们学习1至2年再进入本科学习。同时，为了培养教员，学校还吸收了一批具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平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组织了研究生班，招生250名，学业期限2年。

“它的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开办时所需经费占当年教育部概算经费的1/5，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建国初期曾担任吴玉章秘书的四川外语学院退休教授程文，在《吴玉章在中国人民大学》一文中这样描写学校开办初期的盛况。

“老天爷不开眼，你就别想念书！”当年，母亲劝自己别上学的话言犹在耳。而自己不但念了书，而且还上了大学，成了作家。关于读书，今年84岁的高玉宝想说的话很多，话到嘴边，老泪纵横，又凝聚成一句话：

“经过寒冬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苦水泡大的人，最知道蜜的甜。”

高玉宝的经历，其实只是新中国教育向工农开门的一个小小缩影。

据《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记载，由于采取了诸多得力措施，仅1952年，在全国小学中，工农成分的学生已占学生总数的80%。到1953年，在全国普通中学中，工农子女及其他劳动人民子女已占学生总数的71%，工农家庭出身和本人是工农成分的高等学校新生已占新生总数的27.39%。

（文见《中国教育报》2011年6月2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