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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如何陷入两难境地

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加丰

●老师和家长总是关心，如何使自己的学生或孩子拥有在“丛林”中胜出的技巧。现代人的人文精神往往被作为一个既定的已经存在的前提，因而整个教育工作的重心就放在竞争能力的培养上，这成为道德滑坡的一个原因。

现代文化建设有两个重要的建设目标：竞争精神和人文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因为市场经济与竞争所需要的公平竞争精神，本身就是人文精神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但是毋庸讳言，这两者在实践中往往存在冲突。因为竞争力的培养，常常要强调某种“狼性”，理论上虽然强调要以法律所允许的手段与对方取得双赢，但在需要时总是讲要尽一切努力把对方击倒。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竞争都会有双赢的机会，所以实际上人们更多是强调要获取胜过竞争对手的能力。俗话所说的“商场如战场”，此之谓也。正由于此，在当前的教育中，包括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内，更多强调如何获得优于他人的竞争力，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立于不败。这种教育从理论上讲，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相联系，在现实中更多是与个人的谋生技能相联系。老师和家长总是关心，如何使自己的学生或孩子拥有在“丛林”中胜出的技巧。

当然，这不是说现代教育一点也不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比如，各高校都开设众多的通识课，其中大部分是关于人文知识的课程，中华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几乎是所有高校共有的课程。但这种对于人文精神教育的强调，有时连教育者自己都感到怀疑，到底有多少说服力。不少当事人认为，教育中强调谋生能力的培养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谁也无法将之弱化转而去强调“空洞的”人文精神。

在这种两难中，我们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吗？我想路是有的，只不过探索起来有难度，这里仅举一个古希腊的例子。众所周知，古希腊有两个代表性的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当时的希腊诸城邦中，由于战争频繁，全部公民都是战士，他们的军事训练方式主要是开展各项运动。但对于如何训练，斯巴达和雅典却采取了相当不同的方式。

斯巴达的男子从生下就要接受检查，如被认为身体不佳或畸形即被抛弃，被认为合格的儿童7岁后就被送入公育机关过半军营的生活，受严格的训练，一直到18岁。在这段时期，为了养成吃苦的习惯，每天只穿一件单衣，光头赤足，饮食粗劣。这些儿童先是被编成小队，小队长由勇敢机警的儿童担任，小队还设有一个教导员，由受过训练的20—30岁的年轻人担任。教导员上面是国家长者，带着一批专司鞭打的助手，儿童受鞭打时要装出满不在乎，表现出自己的勇敢坚强。另外，任何斯巴达人都可以教导、监督和处罚儿童。如果孩子告诉父亲自己被别人的父亲鞭打了，他的父亲必须再打他一顿才算是不失体面。到18岁加入士官团，开始接受正规军事训练，20岁时结束。入士官团时要到圣殿的祭坛前接受鞭打考验，忍受最多鞭打而不畏缩或不吭声的人会受到奖励，哀号求免者会被剥夺入团资格。他们的军训包括定期对奴隶进行围猎和捕杀，以培养自己的杀人嗜好。斯巴达的女孩子除了在家吃饭，其余时间也是成群结队到户外活动，参加户外竞技和音乐训练。目的是要她们放弃温柔顺从，养成坚强的性格和体格，以便生育和培养出强健的儿童。

雅典却不是这样。公元前431年，雅典的领导人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的演说中这样说道：“从孩提时代起，斯巴达人即受到最艰苦的训练，使之变得勇敢；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这些限制，但是我们和他们一样，可以随时勇敢地对付同样的危险……我们常常打败他们。”雅典人采用了使体育活动变得愉悦的方式，来达到把自己的青年培养成合格军人的目标。这两种做法反映了古希腊这两个城邦的居民对生活的不同理解，反映了他们用两种方式来获得竞争力的方式。我们能不能从雅典人的做法中获得某些灵感？

当然，现代的问题比古代要复杂得多。上述两难选择反映的实际上是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在效率面前，“平等”总是不得不让步，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为这里关乎国家竞争力的培养。从理论上讲，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平等，也不存在绝对的效率，它们是互相依存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文盲或野蛮的国度里建立起真正的竞争性机制，现代竞争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但在实际操作中，现代人的人文精神往往被作为一个既定的已经存在的前提，因而整个教育工作的重心就放在竞争能力的培养上，这成为道德滑坡的一个原因。又由于市场经济要靠消费来支撑，所以物质主义自然而然很容易压倒精神操守。对于这个问题，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明白，或者说每个教育者都或多或少感觉得到，但很难有办法改变。

在全球化的挑战下，谁如果“过多”地强调平等，那么这个国家就可能失去或部分失去竞争力。特别是，当强调竞争力的培养似乎总是能带来可观的政绩和各种具体的实惠，牺牲人文精神而大力强调竞争力的培养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只有当这种培养方式的竞争日益野蛮化，而使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公平竞争受到威胁时，也许人们才愿意稍微照顾一下经济人的操守问题。具体点说，只有在出现了麦道夫这样的巨骗后，美国人才会想到加强教育和监管的问题；只有在过分冷落人文精神的培养，导致市场秩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人们才愿意反思这两者的关系问题。

但揭露了麦道夫，问题真的会变得好很多吗？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及人们越来越追求奢侈和高消费的享受（这本身就是人文精神失落的表现），“文化”的失落在继续发展。在法国这个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心地区，上世纪曾培养出那么多世界一流人文大师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其人文学科现在已陷入难以招到一流人才的困境。在巴黎的拉丁区，以前大街小巷中星罗棋布的书店，近20年来已经有不少改换了门庭。这似乎是一个难以改变的趋势，但难道人类的进步真的需要以牺牲思想为前提吗？

（文见《解放日报》2011年9月1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