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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育系统人才流动的反思

现如今大概不会再有人怀疑人才的重要性了，特别是大中小学、医疗卫生、科研院所这类主要靠开发人的智力资源来开展工作的地方，人才的作用更可谓举足轻重。在这一点上形成共识，接下来要探讨的便是如何获得人才了。要想获得人才，途径不外乎两条：培养与引进。而在这两条途径中，“培养”的难度又要远远大于“引进”。有道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谁都知道这人才的培养是一项成本高、周期长、见效慢的工程，需要为之付出入力、物力上的巨大投入，而且育人与种地不同，种瓜未必得瓜，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还会出现被培养者的“变异”乃至“不成器”现象，这文无端增加了人才培养的成本。而“引进人才”却可以免除这一烦恼，瞄准成熟人才加以引进，可以直奔主题少费周折。其一次性投资也许所费不赀，但比之于自己动手培养人才，堪称投资小效益高见效快。这对那些人才紧缺但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用人单位来说，称得上是一种上上之策。

在国际上，美国可以说是人才培养的强国(其拥有着那么多位居世界前列的高校，在这方面自然可以傲视天下，难有谁能够与之比肩)，而在人才的引进上，美国似乎也称得上“超级大国”。不信可以去翻一翻其科教界各类高级人才的“花名册”，真正美国土生土长的恐怕不会超过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科教移民”。因为其拥有大把的美元作后盾，又有着领先于世界的用于科研活动“硬件”和“软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着科学、先进的用人制度和用人理念，天下英才皆“人其彀中”也就理所当然了。

美国科教界的用人制度不少人或许不太熟悉，但美国NBA球星的转会方式我们多数人大概并不陌生。即便是这样一个商业和娱乐味很浓的“游戏组织”，美国人也有着极其严格而规范的游戏规则，诸如球队的进入、解聘和球星的跳槽、转会等行为都要遵循一定的规程进行，受着各种法规乃至法律的制约。“用人单位”和教练、球星既受到各种法规的有效保护，又要受到各种规则的严格约束。NBA能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繁荣局面，应当说与这种规范的管理是分不开的——体育界可以将“人事”处理得这样井然有序，我们自然也就有理由相信美国人到了关乎国计民生的科教领域在人事管理上会更加的严格而规范了。

与美国严格、规范、活络的人事制度相比，我们的人事管理制度却是始终有着“中国特色”。早先的计划经济时代，采用的是一种保守甚至僵化的管理模式，个人之于单位、之于国家只能是一枚“革命的螺丝钉”。因为只是一枚被拧死了的“螺丝钉”，其自主性自然也就被扼杀殆尽，自我选择、自主择业的几率近乎于零。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在通过人事调动解决夫妻分居这一问题上几乎耗费了半生的光阴，最终却仍是牛郎织女一般银河相隔。今天，我们在人事制度上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在管理方面也有了一些松动，但给人的总体感觉是，我们的人事管理并没有一步步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而始终处于一种半僵化半无序的状态。譬如我所在的教育界，人事管理上一边仍是沿用旧的管理模式，“统”得过死一边却是管理无序，人事制度形同虚设。用人单位与教师之间大多无合法的合同，或是合同有名无实，关系“暖昧”。解聘教师完全由校方说了算，教师要弃职离岗也是随时一走了之。前段时间尴尬了教育界(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部门)而且至今仍不绝如缕的“孔雀东南飞”现象便是这种管理体制下酿出的一杯苦酒；

那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主要是东、南部沿海一带)在人才引进方面大多采取的是一种“高价收购”政策。苏沪浙粤等经济发达地区，以“重建档案、落实户口、高薪聘用”为条件吸引到了一大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优秀教师。而这些教师在工资、户口、档案这三项后顾之忧被解决之后，便掀起了一股不小的“东南飞”的热潮。本人所在的苏北地区某些县中一年中竟有十几个骨干教师招呼不打一声便翩然南飞，直让不少学校课务分工时捉襟见肘。这些出走的教师与学校之间原本只有一种“默认”的人事关系，计划经济时代这也许是束缚工作人员自主选择自由流动的强有力的桎梏，而今天却被“重建档案”这一举措轻易地击碎。虽说时下教育界流行着“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这样的留人“秘籍”，但在市场经济时代、在经济薄弱地区的学校这又谈何容易!没有一种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没有一套合法的“人才转会条例”，指望着靠空洞的“事业”、虚无的“感情”和难遂人愿的“待遇”去留人大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这只会让我们看到人才流动上的“马太效应”，只会让“愈穷愈留不住人才，愈留不住人才愈穷”的恶性循环的局面出现。

既然我们已经看清了人才对于事业发展、经济腾飞的重要意义，既然我们已经懂得人才的流动将会决定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兴衰，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人才的流动必须合理有序而且必须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倾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推出相应的政策、法规来规范人才流动的渠道，从而使人才流动变得合理、合法、有序甚至来个“孔雀西北飞”呢?

可惜近两年开始实施的绩效工资制度由于“一地一个价码”，非但错失了缩小贫富地区教师工资差距的契机，反使这种差距更为悬殊，成了新一轮“孔雀西北飞”的巨大推力。从这一角度看，“根据各地经济情况制定绩效工资标准”的做法不能不说是一大败笔。

（文见《华夏教师》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