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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大学生源多样化

——访《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主要作者梁晨

近日，有媒体报道：“上世纪90年代后，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比呈上升趋势，来自干部家庭的比重超过其他阶层。”此报道一经刊发即引起社会热议，一些网络媒体更以《北大干部子女比例不断攀升，远超其他阶层》为标题传播转载，赚足了点击率。日前，有研究者指出媒体报道断章取义。真实情况到底如何？4月16日，本报记者就样本能否反映整体情况，如何界定城市与农村，如何定义“干部”，高考制度是否有利于农村学生，社会上层子女是否垄断精英教育等公众关心的话题，采访了该研究——《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主要作者梁晨，全面深入了解该研究的整体情况。

北大和苏大能否反映整体情况？

尽管只有两个样本，我们的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的总体状况。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招生明显受相关政策制约，学校通常总是在主管教育部门制定的招生范围内按计划分批次挑选符合要求的学生。

记者：报告选取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为研究对象，能否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的总体状况？

梁晨：国际上习惯将综合实力在一国所有大学中排名前10%的大学划为该国的精英大学，我们的研究也采用相似的划分标准。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和苏州大学（简称苏大）分别是全国和江苏省的精英大学。北京大学是全国最好的文理综合型大学之一，也是历年高考招揽各地优秀学生最多、录取分数线最高的学校之一。苏州大学是江苏省属重点综合型大学、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

北大和苏大存在着诸多差异，分别代表了不同类型的中国精英大学。北大作为中央直属的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反映了全国范围精英教育的生源状况，苏大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大学，其生源构成主要体现了省级区域精英教育的生源状态。两校的差异形成互补，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社会来源。

尽管只有两个样本，我们的研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高等教育的总体状况。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的招生明显受相关政策制约。50年来，高校招生政策虽然有很大变动，但学校通常总是在主管教育部门制定的招生范围内按计划分批次挑选符合要求的学生。中国各所大学虽然差别很大，但同档次的学校由于招生分数或者招生标准相似，在同一省区内的新生来源具有相似性。

从这个角度看，北大和苏大的学生来源，不仅能代表各自学校类型的特点，还可以代表全国或者江苏同等分数段考生的情况。两所学校学生来源的社会构成的任何变化，不仅反映两所学校自身招生政策或学生来源的变化，也会反映全国或者江苏高考考生的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某些整体性变化。

如何界定城市与农村？

区分城乡的标准不是户籍而是学生入学时填写的家庭地址，这是因为自1990年以来，户籍对城乡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大量农业人口离开户籍地长期居住城镇。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城乡来源是多样化的，甚至到21世纪初，农村生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度下降。

记者：本研究采取的城乡划分标准不是户籍，而是学生入学时填写的家庭地址，这样的划分标准是否科学？

梁晨：由于多种原因，家庭居住地所体现的城乡差异可能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的最大障碍。本研究区分城乡的标准不是户籍而是学生入学时填写的家庭地址。这是因为自1990年以来，户籍对城乡流动的限制越来越小，大量农业人口离开户籍地长期居住城镇。这在江苏省尤其明显。所以，用户籍区分学生的城乡来源不如用居住地址区分符合实际。我们设计了相应程序，将这些地址分为城市、乡镇与农村三类。填写城市地址的学生占所有填写地址学生的比例，在北大是79.91%，在苏大是46.33%。

记者：如何避免城市里出现使用村、庄为地名的现象，比如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梁晨：为排除城市里也出现使用村、庄为地名的现象，程序的区分方法是地址中必须含有“村+公社”“村+乡”“村+镇”“队+公社”“队+乡”“队+镇”“庄+公社”“庄+乡”“庄+镇”“村+队”“村+组”“镇+组”这些组合中的一项，才归于“农村”，只有“公社”“镇”和“乡”其中一项时，归为“乡镇”，其他归为城市。我们对农村的定义偏严格，对乡镇和城市的定义偏松，可能会导致农村生稍少于实际人数，乡镇和城市人数略多于实际人数。

记者：从1952年到2002年，两所学校城乡学生比例有何变化？

梁晨：新中国成立之初，两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来自城镇，之后乡村学生所占比重开始增加。上世纪50年代初，近9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全国约80万个村庄中，但两校几乎没有学生来自农村，来自县镇的也很少。1952-1955年间，北大农村地址学生的比例从2.4%增长到6.5%，到1980年，这一比例增长到12.8%，1985年更是一度增长到19.4%。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一比例保持在12%—15%左右。乡镇地址的学生比例超过7%。两者相加，城市之外的学生比例持续保持在20%上下。

从1980年开始，苏大农村学生比例迅速增加。1984年之后的20多年中，农村生比例与城市生基本持平，稳定保持在40%多的水平。最近30年以来，苏州大学的乡镇学生比例也基本稳定在10%左右，如果将其与农村学生比例相加，最近30年，苏州大学城市以外的学生比例一直高于城市学生。

记者：近年来，有人质疑精英大学农村生源比例不断下降。

梁晨：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及江苏的城乡人口比例发生了一定变化，这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校学生的城乡分布。如1990年，北大农村生比例是17.7%，全国农村居民比例为73.77%，1999年全国农村居民比例下降到63.91%，北大农村学生比例为12%。不考虑人口分布的变化，北大农村生下降了5.7%，而考虑人口分布变化后，农村生比例下降的幅度只有3.3%左右。1990年，苏大的江苏农村生比例为47.54%，江苏农村人口比例为78.76%，2000年苏大农村生比例为42.09%，江苏农村人口却下降到58.51%。农村生的人口比重实际提升了约6.8%。

两校学生家庭地址的历史分析表明，1949年以来中国精英大学学生的城乡来源具有多样性特点，两校农村学生保持着一定比例。北大在1980-1999年间，至少保持在10%以上；苏大基本保持在40%以上。在全国农村人口不断降低的背景下，两所学校的农村生比例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下降。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学生的城乡来源是多样化的，甚至到21世纪初，农村生的比例也没有大幅度下降。

如何定义“干部”身份？

传统意义上的“官”（包括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干部）不断减少。不能简单认为干部比例的增长表明行政权力干扰高考招生。

工人子女比例在两校都呈持续增长趋势。农民子女比例的下降与工人子女比例的上升，部分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转变了职业，成为工人。

记者：有媒体提到“北大学生中，干部子女比重呈上升趋势”，我们怎么定义“干部”身份？

梁晨：近50年来，干部的定义和性质一直在变化，干部自身教育水平也在提高。两所大学干部子女的比例一直在提高：从开始差不多最低发展到近期的最高。北大干部子女的比例从1952年的11%上升到1973年的22%，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上升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30%以上，到1997年更是超过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达到39.76%，成为比例最高的父辈身份。苏大干部子女比例在“文革”前基本在8%以下，恢复高考后，干部子女比例从上世纪80年代的20%以上达到上世纪90年代的30%以上，干部成为苏大学生来源比例最高的父辈身份。

改革开放后，干部子女比例的增长，很可能是各类企业大量增加的结果，对苏大学生父亲中身份为干部的进行职业内容的详细分析发现，恢复高考后，苏大增加的主要是各类企业干部和经理人员的子女而非党政干部的子女。

需要指出，企业干部、经理人员的子女与党政干部的子女所占比例的变化状况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初期，企业干部比例迅速下降，党政干部和其他干部比例则在不断上升。从“文革”开始，党政干部比例持续降低，企业干部却持续增长，到2002年以后已经超过半数。这一方面可能是改革开放后很多政府干部、专业技术人员或下海或转到企业任职，增加了企业干部的比例。传统意义上的“官”（包括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干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众多乡镇企业、合资外资企业，使得各种企业干部增加迅猛。因此，干部比例的上升，可能更多反映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能简单认为干部比例的增长表明行政权力干扰高考招生。

记者：为何专业技术人员子女的比例连续下降？

梁晨：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两校专业技术人员子女比例都出现了连续下降趋势。这至少应该和以下三个原因有关：一是由于社会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中年专业技术人员都具有一定的职务，比如各级学校校长、研究单位大小领导等。在我们的分类中，这些人基本都被归于干部类型，从而降低了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二是上世纪90年代初，经商热席卷全国，很多专业技术人员纷纷“下海”，改变了身份。三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四五十岁左右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多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对其子女的文化素质和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影响有限。最后，也可能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私人出国留学热有关。

记者：农民和工人子女的比例有何变化？

梁晨：1949年后，农民子女在精英大学的增长非常迅速。农民子女明显减少，并非是恢复高考后而是“文革”时期的现象。1972年，北大农民子女的比例高达30%以上，1973年下滑到20%。苏大的情况也类似，农民子女比例从60%降低到20%左右。这表明取消较为客观的考试，推行“推荐上大学”并不利于工农等群体。

北大农民子女比例在上世纪80年代基本维持在15%—20%之间，上世纪90年代基本维持在10%以上。苏大农民子女的比例一直维持在25%左右，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呈现略微上升趋势。

工人子女比例在两校都呈持续增长趋势。工人子女增加的两个高峰，分别出现在“文革”时期和20世纪末、本世纪初。“文革”时期实行工农兵推荐制，工人子女自然成为大学生的重要来源。20世纪末，北大和苏大的工人子女比例都已超过20%。这种现象应该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人群体不断扩大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人只占工农总体的1/3左右，到上世纪90年代已经达到一半。

农民子女比例的下降与工人子女比例的上升，部分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转变了职业，成为工人。农民在职业人口中比例下降，而工人在职业人口中比例上升。工人子女比例的增加说明了中国精英教育至少到21世纪初，在一定程度上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实现了向社会中下阶层的“开门”。

总体上，50年来，工农子女始终保持了相当比重。即便在改革开放后也并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工人子女的比例在上世纪90年代还上升了。考虑到改革开放后，各类企业大量增加，很多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厂，成为没有城市户口的“打工”工人。因此，统计中部分工人子女可能就是以前的农民子女。也因此，农民子女比例下降和工人子女持续增长是同一现象的两种表达。学生父亲是工人或农民的总体比例，北大自1981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0%—40%。苏大1994年以来超过45%，2002年甚至达到56%。因此，工农子弟在北大占据了重要位置，在苏大已成为多数群体。

两校的数据表明，中国父母职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比国外要弱。相较于国外，中国教育系统更有效地削弱了父母职业对子女的影响，为工农子女提供了更多接受教育以及社会流动的机会。

高考制度是否有利于农村学生？

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校招生的主要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

超过90%的北大学生是从重点中学毕业的，而27%的北大学生的家长是工人或农民。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生就学中学的特点比其父母的职业背景更重要。

记者：研究中提到北京全体考生的1%能考上北大，江苏全体理科生的1％。才能考上北大，精英高校的省区配额是否存在过度本地化倾向，是否会导致地区间竞争的不公平？有人建议应该按省区人口数量分配名额，您怎么看？

梁晨：按人口招生忽视了职业辈出率（某个职业的子女的比例除以该职业的人口比例）的差异。两所学校中农民的职业辈出率最低。只是简单提高省份的名额，最后名额只会流入城市，而提高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的辈出率，对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并没有帮助。

记者：高考制度是否有利于农村学生？

梁晨：我们认为高考制度本身是有利于工农子弟的。传统高考内容与形式有利于文化资本相对缺乏的社会大众，工农子弟可以通过勤学苦练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以考分作为高校招生的主要标准，部分保护了社会中下层子弟。

记者：如何看待重点中学对农村子弟上大学的作用？

梁晨：北大的数据显示，前5%的中学输送了50%的北大学生，前20%的中学输送了近80%的北大学生。苏大的情形类似。北大每年来源中学数量基本保持在1000所左右，但是，这一数字却只占到全国普通高中以及完全中学数量的不及8%。向两校输送学生较多的中学，绝大部分都是教育行政部门评定的重点中学。重点中学无疑是中国精英大学的主要生源输送基地。超过90%的北大学生是从重点中学毕业的，而27%的北大学生的家长是工人或农民。从这个意义上看，学生就学中学的特点比其父母的职业背景更重要。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重点中学成了进入精英大学的主要途径？

梁晨：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一定要上重点中学，才能有机会进入北大这样的精英大学。北大数据显示，来自海南、贵州等省的学生集中在极少数位于城市的重点中学，在来自海南的北大学生中，70%来自同一所重点中学。苏大数据显示“县中”（县重点中学）是农村、小城镇学生进入大学的最重要途径。乡镇学生要想进入精英大学，首先必须进入本县的重点中学。所在区县的经济、教育越落后，这一标准越适用。保持和提高重点中学生源的多样性，即扩展重点中学招收不同阶层学生的比例，是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的保证。

记者：进入重点中学的农村学生为何能进入精英大学？

梁晨：中国的教育革命，不仅在于中学教育领域保持了生源的多样性，更重要的在于形成了一套教学制度与方法，使得一部分家庭文化资源相对薄弱的工农子女能够和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子女一样，赢得高考，进入精英大学。在中国现行体制内，强调“勤劳”和“投入”的学习方法，最大化地弥补了城乡学生之间、不同家庭背景学生之间因出生环境不同而导致的命运差别，使得中国大学的生源多样性得以产生和延续。从这个意义说，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无声革命，起点在基础教育。教育革命不仅体现在工农子女能够在精英大学中保持一定比例，更体现在他们首先能在优质的中学保持相当比例。

记者：如何提高工农子女进入重点中学的比例？

梁晨：我们认为，保持并进一步拓展重点中学的生源多样性，是短时期内维持并拓展精英大学生源多样性最现实和最有效的途径。从长远看，继续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普通中小学校的教育质量，对于提高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非常重要。两所精英大学的材料表明，精英大学生源高度集中于少数重点中学，这些来源中学的生源的多样性，基本保证了精英大学的生源多样性。政策制定者在考虑保持和增强大学开放性与多样性时，应优先侧重考虑、鼓励和推动重点中学提高学生来源的多样性。现阶段，不少重点中学出于经济利益等考虑，收取相当数量的赞助费和择校费，无疑会对大学生源的多样性造成一定影响。

社会上层子女垄断精英教育的状况被打破？

在中国，社会上层子女垄断的精英教育状况被打破，工农阶层子女比重逐渐增长。中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不应完全照搬美国经验，否则容易使高等教育改革误入歧途。中国制度的一大特色即是部分打断了代际传递优势，即精英化教育也能实现多样化的人才培养。

记者：研究的主要结论是什么？

梁晨：1949年以后，高等精英教育生源出现多样化，以往为社会上层子女所垄断的精英教育状况被打破，工农等社会较低阶层子女逐渐在其中占据相当比重，并将这一比重保持到20世纪末。

精英教育不仅决定学生个人的命运走向，也基本决定了从地方到中央，各级各类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社会精英的构成与来源。相当部分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都出身于工农家庭，他们的聪明才智不仅没有因为家庭背景的贫弱而被埋没，反而被教育机制所激发，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这种教育改革对社会结构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

记者：精英教育在国外是什么情况？

梁晨：二战以后，美国也曾在精英教育领域努力促进生源多样化，但所取得的成效与中国的无声的革命相比尚有差距。例如，美国最精英的私立大学直到1969年才开始接收女学生，对少数民族学生入学长期以来多有限制，多数精英大学里，低收入家庭子弟处于边缘。

近20年的情况更是如此。有调查显示，在全美最优秀的30所大学中的大多数学校，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比例，从1983年的20%—30%下降到2003年的10%-15%。短短20年间减少了一半。2004年，146所精英大学中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后25%的学生只占3%，家庭收入处于全美前25%的学生占74%。哈佛大学2004年超过70%的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属于全美前25%的家庭，而家庭收入属于后25%的家庭只提供了6.8%的学生。2008年美国精英私立大学中，来自全美家庭收入后50%家庭的学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学生竟占到1/3强。这说明，进入美国精英大学的社会下层子女越来越少。因此，中国当下的教育改革不应完全照搬美国经验，否则容易使高等教育改革误入歧途。

记者：精英教育是否会导致社会阶层化更为严重？

梁晨：我们认为，精英教育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社会的阶层化。精英教育必然为优势家庭子女所垄断的看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特定社会的制度与文化习惯有可能打破简单的文化、职业间的代际传递。中国制度的一大特色即是部分打断了代际传递优势，使得精英和“革命”可以并存，即精英化教育也能实现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巩固和扩大这种教育革命的成果。

《中国教育报》2012年4月17日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