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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教育应率先实现四个转向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 徐冬青

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颁布，预示着未来10年中国教育将有深刻变化。

上海作为中国最发达城市，也是教育最先进城市之一，应该率先走在改革和发展前列。

改革开放30多年，上海已经基本普及基础教育，实现了义务教育，推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并提出未来中长期发展的学习化社会和终身学习体系的城市发展目标。适应国际大都市的需要，服务创新型人才培养需要，综合提升大都市的教育基础水平，从仅仅粗放型、外延式的简单数量投入式的发展转向体制机制的根本变革。未来上海教育需要着力进行四个方面的深度变革。

教育标准：从单一走向多元

教育标准单一化是目前我国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基本问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探索了多种方式的变革，诸如教育市场改革，民办教育发展以及公共教育的现代学校制度改革等，但如果从整体上来看，并没有改变单一化教育标准问题。

无论是从人们的观念认识，还是在行动抉择中，都没有鼓励和支持多元教育标准共识形成的机制和舆论环境。

尽管我们看到在一些学校中出现了教育标准多元化尝试，诸如国际课程、特色办学等，但是一来规模有限，二来并未触动整个社会之教育基础，三来多样化的改革大多属于边缘性改革，并未触及现有教育体制机制的核心制度层。

就总体而言，教育标准单一是一种基本现状，这种现状的最集中的代表就是以考试为主线的按照分数排行榜来进行资源的配置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恢复了国民教育体系，实现了义务教育、高中教育普及化和高等教育大众化，但是，普遍存在的教育标准单一、缺乏特色、千校一面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在政府出台的许多政策中，都一再强调特色化和个性化办学。

但是，政府行政逻辑的自上而下以及行政机制的单一化运作逻辑必然导致各种“去特色化”现象的出现如各类经验推广策略。

我们看到，各种试点和推广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培育特色然后消除特色的过程，教育改革始终走不出自身的改革怪圈。

由于标准单一，使得同质竞争不断被强化，而市场效率崇拜和竞争机制的强化，使得原本缺少特色创新的育人模式更加僵化、单一、机械和变态。单一化的评价标准带来的结果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学业负担过重，学校中学科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德育偏差、美育缺损等现象都是单一化标准导致的问题。

要根本改变这种情况，只有实现教育标准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未来中长期的发展，如果不能营造一个鼓励并宽容教育多元标准共存的制度环境，中国教育改革几乎没有出路。

作为大都市未来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如果都是建立在一个单一的、功利化的、数量化的、可计算的标准基础上，而异质成分的竞争、差异化发展以及特色发展的匮乏，尤其是主导这种发展的机制不能得到培育和完善的话，将不利于上海教育基础良性发展，进而不利于整体社会的发展。

教育功能：从选拔走向选择

多元化教育标准的形成，需要我们实现教育功能从选拔模式向选择教育模式的转变。选拔体系必然带来和强化标准单一，而只有是一种选择且是自由选择的教育模式，才能最终保证多元教育标准的实现。

学校的现实功能是满足人才选拔的需要，还是满足教育选择的需要，是判断学校是否真正进入良善境界的一个重要尺度。

长期以来，我们学校的基本功能是满足升学功能，在入学率、毕业率、合格率、优秀率和升重率的评价导向下，整体上的办学逻辑是为了满足升学要求，而升学要求的内里却是一个选拔接班人的思维逻辑。

既然是选拔，就必须统一标准，并且在一个标准下将所有人分成数等；既然是选拔就意味着淘汰，一部分被划分为建设者行列，而另外一部分精英则成为接班人。

在现实的考试体制下，伴随着精英选拔模式的则是大量的“陪读”、“陪考”、“厌学”和“逃学”现象，面对这样的现象，家长、官员、学生和专家常常是抱着一种无奈却甘愿承受的心态。

究其原因，当学校主要功能是实现分化人群目的的功能时，必然很难满足教育多元选择需求，且压制多元选择需要，归根到底，难以满足人的个性自由且全面发展的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我为什么不能为我孩子选择适合他成长的教育，而必须是你为我孩子决定其所受教育”的现实背后，是我们缺失选择教育模式和刺激这种教育发展的机制。

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学校，好像这不就是选择教育吗？

但我们要问，究竟是学校在选择学生，还是家长在选择学校？尤其是选择学校的教育和课程。

如果这么一追问，我们看到的大量的选择实际上还是在选择学校，且选择主体并非是教育消费者。

由于教育标准的单一，学校课程自主开发权的弱小，加上缺少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介入，特别是考试选拔机制的强化，实际上，大多数家长的选择空间非常狭小，而学校提供多样选择的内在动力也严重不足。

单一标准-考试-选拔仍然是人力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这种机制受到最大挑战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中国高考，改投他方。

随着出国年龄的提前和出国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选拔教育模式已经遭到了极大挑战，这也是大都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教育将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为传统选拔功能的学校体制正在受到挑战，如何适应从选拔功能向选择功能的转变是未来大都市学校教育所必须应对的问题。增加教育的选择性或者说向选择教育模式的转型是判断未来大都市整体教育品质提升的另一主要尺度。

资源配置机制：从集中走向自由

尽管市场经济存在着一些弊端和缺陷，但是，我们还找不到一种足以支撑多元标准和选择教育模式的可替代市场的机制。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表明，市场在发挥人的创造性、激励人的主动性方面有着巨大作用。而就中国目前的办学体制整体格局来看，政府主导局面依旧强大，民间办学和社会力量办学依旧弱小。

在学校微观层面，各种集中计划体制使得学校自主发展的空间异常狭小。

职业高等学校的学科专业设置权的缺乏，基础教育学校的课程设置权和资源配置权不匹配，内在发展与外在评价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等都抑制了学校的自由创造，而教师作为专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得不到承认，教师专业自主权得不到保障，教师的创造发展动力得不到激发。

这些都表明，在中国资源配置机制和管理运行机制中，集中机制占绝对主导地位，以压倒性优势挤压和压制自由机制的能量释放。

标准的多元意味着教育的基础性标准、优质性标准和特色个性化多样性标准的平行发展，带来的是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和选择。而目前的“以权择校”、“以分择校”、“以钱择校”都表明我们的多样化标准的教育供给不足，教育的选择性和满足多样选择的供给机制匮乏。

未来10年，大都市要真正解决择校问题，或者说，真正走向“以能择校”、“以趣择校”或“自然择校”，根本上需要资源配置机制从集中机制走向自由机制。

如何继续加大培育市场自由机制在资源配置、体制明结构平衡、专业自主和课程开发中的基础性地位，激活学校自身发展的活力与动力依旧是教育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

随着当前出国学龄人口的提前，越来越暴露出中国学校教育突出选拔和抑制自由的弊端，“用脚投票”行为已经反映出，中国教育体制中缺乏自由选择机制是未来10年中长期必须改变的状况。

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不利于中国教育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学校教育生态会进一步恶化。

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未来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如果缺少自由机制的培育，不利于终身学习体系的深层次实现。

因此，以自由看待发展仍然是我们需要树立的看待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深层价值元素，实现了普及化的教育并不一定是公正的教育。

组织运行：从他组织走向自组织

多元标准、选择模式和自由机制客观上要求我们的教育组织作为专业组织拥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目前正在出台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征求意见稿。

就我个人看法，现代学校制度首要的是解决学校领导体制问题，校长应该有组阁权，校长作为教育家不应该按照干部人事聘用制度，而应该由董事会或社区理事会投票决定，“去行政化”首先就要去校长的行政级别，而更应该按照一种专业或职业方式予以任用。

与此相关联，章程办学、法律公证就真正在法的意义上得到保障，而政府才真正退出了具体微观办学，教育家市场的出现，各类中介机构的培育和进入，使得各类教育专业服务市场得到培育，资源得到盘活。

而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类办学纠纷不是找政府解决，而是找律师，依法办学才能得到实现。只有这样，学校作为法人才能真正独立，真正的自主办学机制才能得到保证。

中国教育整体上的存在状态是一种他组织状态。无论是个体、学校还是专业活动本身，整体上处于一种他组织状态。这种他组织状态集中表现为对权力的依附性，对市场功利主义的屈服，对考试评价分数外在于学习本身的东西的崇拜和恐惧等，使得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缺少可持续性和生态感。

现代学校制度建立的根本在于改变中国目前学校组织运行中的这种自上而下式的他组织状态。

如果未来中长期需要根本上从这种他组织状态走向自组织状态的话，则需要依靠文化和制度环境的根本改造。

当前，非常需要从竞争关系向合作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本质上也是为实现自组织状态提供条件，而命令、冲突、交换关系是教育中普遍存在的状态，以这种他组织方式的结果是带来教育整体上的外在化。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自组织治理适用于社区领域，难以扩大到市场领域和国家领域。培育自组织应该发挥社区或社会自愿机制的作用。通过社会自愿机制的自组织发展，化解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进而实现教育内在价值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自组织治理是人类的一种最自然的协调方式。

在人类的合作领域，特别是学校教育领域，其本质上要求相互依存形式不适于以市场机制或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方式进行协调。

对于交换和命令关系而言，对话协商只是工具手段，是为功利目的和竞争服务的，而合作关系中的对话协商则是目的，是为合作而服务的。

应该说，在中国现代学校制度的已有探索中已经触及了自组织的问题，而未来中长期的教育改革发展更需要从文化生态角度营造教育自组织的实现环境。

《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 2012年 8月21日 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