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突破综述
本刊记者 余慧娟 施久铭
高考改革，重大而敏感。
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高考制度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史，为选拔人才、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引导教育方向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为一项基本的社会制度，它的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的。
近十年，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变化，决定了高考改革的活跃是必然的。
聚光灯下，没有完美。
万人瞩目的高考改革，每走一小步，几乎都会有争议。然而，迈步却是历史不可阻挡的趋势。正如很多人既承认以分取人的现实合理性，又不得不承认，自主招生、面试考查是未来的方向一样。
十年的高考改革，就是在这种纠结中一点一点走过来的。
但是，当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改革，当我们把改革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下来审视，距离起点，我们已迈出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那些微光不再弱小，那些松动不再无意义。历史方位永远比一时一域的争论重要。
让我们用特写镜头，聚焦十年高考改革最活跃的地区，从中寻找中国高考改革的历史积淀。
一张“好试卷”：引发人才观念的深刻变革
2012年6月高考一结束，针对高考试题的讨论便纷纷扬扬。
作文是一大热点。
自从2004年11省(市)分省命题之后，每年这时候，便开始了各省(市)作文题“大比拼”。
今年，上海题“曾被舍弃的微光”在网络评价中拔得了头筹，被认为“很有写的冲动”。
如果把近十年高考作文题摆在一起，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趋势。
“近年来的高考作文，越来越重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目的是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思考人生、认识自我。”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肖远骑分析道。
作文不过是社会关注高考的一个窗口。
在更多领域，从考知识变为考能力，从考记忆变为考理解，从考认知扩展到考实验，从考书本扩展为考生活，深刻反映了人才观的变化。
与十年前不同的是，这种体现是“实实在在”的。
“过去说考试要考查学生的能力，但对能力概念本身界定不清，如何确定学科能力也不清楚。因此命题也难以体现以考查能力为本的思想。”上海教育考试院原院长李瑞阳介绍说，“近十年上海命题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真正实现了从以考查知识为本位，转变为以考查能力为本位。”
这是一个以课程标准为蓝本，重新厘清各个学科要求培养的学科认知能力、实验能力或实践能力的过程。
这是一个重新界定能力内涵的过程。
这也是一个运用现代教育测量学的过程。
于是，文科普遍注重对材料的分析、归纳和评价能力的考查；理科加大了对实验过程、步骤、数据处理和数据解释、反思、评价的考查。高考内容与课程标准的对接为素质教育的实施提供了重要的牵引力。
“知识要求看似容易，实际认知能力要求很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靠训练是考不了高分的。”
从2010年起，北京语文试卷中，一种新题型——阅读延伸题替代了过去的“语言游戏”题。延伸题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文本的内容或形式有所体察、阐发与评价，并考查学生基于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对文本意蕴进行思考、领悟与阐释。一道题，就可见“理解能力、运用经验的能力、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
能力本位在试题上的落实，对中学教学的影响是显著的。
小张同学考入北师大二附中后，老师便告诫她：“在校三年，除了要完成书本的学习外，还有社会实践活动，还必须读完 20本小说。不读小说，不参加实践活动，你想考上一个理想的大学，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清华附中语文特级教师崔琪上语文课，最关注两个能力，一个是阅读能力，一个是质疑能力，讨论思辨成了她课上的家常便饭。“死记硬背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高考与学生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被大家所诟病，高考命题一度走人偏题、怪题的死胡同。十年间，这种现象得到明显改观。
“北京在近十年内命题方面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原来是挑毛病比较，现在是找出个人的长处和优势进行比较，也就是，首先学生能读懂；第二，要适当，入门容易，答完整很难。”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臧铁军说，“目的是让学生的能力表达最大化。”
崔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考作文，从“规定文体”，到“不限文体”，从“碰运气”，到“人人有话可说”，“越来越公平”。“如果只考议论文，那么擅长文学表达的学生就没有什么发挥空间了。”崔琪笑称：“高考题应该善良。”
偏题、怪题并不能识别真正的人才，相反，还会导致“指挥棒”误入歧途。回归主流价值导向，无论是对科学选拔人才，还是对引导素质教育的方向，都极其重要。
人才选拔观念的落实，是以命题技术的进步为支撑的。
近十年，尤其是在分省命题后，一些省(市、区)加大了对现代测量学的研究，命题逐渐从经验走向理性。例如，命题的难度控制，既是难点，又是敏感因素。北京市教育考试院建立了一整套模拟系统，进行精确控制。再如，评分办法直接影响考试的有效性和适当性，上海教育考试院将过去采用的部分评分法，改为PTS评分法或等级评分法，鲜明地体现了“以学科能力的考查为本位”。
另外，诸多省(市、区)一个共同的做法是，建立起考前、考后与中学教师、教研人员的密切沟通机制。考前沟通，是为了了解教学实际；‘考后沟通，是为了了解试题的实际影响。因为，作为实际上决定中学教育方向的考试，“高考命题改革一定要从中学教学的实际出发”。多年研究高考的李瑞阳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可为命题引导教学提供直接的参考。
十年高考命题改革，让高考试卷与一个国家的人才观念变化逐渐吻合，与人才考查的科学规律逐渐吻合。如今，我们可以听到越来越多这样的评价广我平时观察到的学科能力强的孩子，在高考中往往能考出高分。”
这个方向，也将是未来高考命题改革努力的方向，因为，尽管成绩卓然，高考命题与课程标准的对接仍需要研究；考试结果对于教学的诊断与引导价值仍有待开发；命题技术层面的科学性仍有待提高……
我们期待，一张“好试卷”，将在越来越多的省(市、区)出现。
高考方案改革：我们需要选拔什么素质构成的人才?
作为“国考”的高考，到底要选拔什么素质结构的人才呢?
十年间，高考方案改革路线图不断地在回应这一问题。
最明确的变化是从高考科目设置和考查内容开始的。
1999年2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决定在高考中推行“3+X”科目设置方案，广东省率先进行了这项试验。该方案中“3”是语文、数学和英语；而“X”，则是由高等学校根据本校特点的要求，从化学、物理、生物、历史、政治、地理六个科目中自行确定一门或几门考试科目。
至2002年，我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推行了“3+X”科目设置方案。
这是高考制度实施以来科目设置变革中变化最大的一次：它不再采用全国统一的、有固定科目组合的科目设置模式，仅对全国必考的三门科目作了规定，其余由高校自主把握。
此后的探索多在“3+X”模式下，在“X”上进行改革。“3+X”模式的流行，某种程度代表了高考改革对时代的回应——整齐划——的统一性被打破，在高考中重视个性特长发展成为趋势。
忧虑随之而生。基本素质的“窄化”是否会导致人才素质发展偏颇?国家课程如何能得到开足开齐的保证?
一些省(市)开始尝试“3+大综合+1”的方式。比如上海，从2001年开始，全面推行“综合能力测试”：规定凡报考本科院校的考生必须参加“3+综合+1”的科目考试。其中“综合”的内容覆盖政、史、地、理、化、生6个科目，实际是文理不分科。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山东，自2007年高考开始，山东增加了基本能力测试，内容涉及高中技术、体育与健康、艺术、综合实践等课程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和社会实际问题的能力。
尽管基本素质测试比较简单，同样招来另一种批评声——大综合的方式反而加重了学习负担。
这种情况下，许多试行省份纷纷改用了“3+文综／理综”的模式，也就是后来被广泛采用的“小综合”。“小综合”恰恰体现了对个性特长发展的观照。 2004年高中新课程开始后， 2007年的高考方案中还体现了对选修模块的呼应，例如增加选做模块等。
至此，在高考改革的一定时间段内，以“综合素质测试”、“基本能力测试”为代表的全面发展人才理念与以“小综合”为代表的个性发展人才理念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一种新的思路打破了这一僵局。
上海在坚持了十年之后，自2012年起，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科目设置中取消了“综合能力测试”。谈及原因，李瑞阳解释说：“自2009年上海开展了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已基本覆盖全体高中学生，达到了比较系统地检验高中学生综合知识掌握情况的目的，起到了深入推进素质教育的作用。”
据了解，山东省的“基本能力测试”也将在2014年新高考中被取消——2014年夏季高考将采用“3+X+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相关科目”模式。这就意味着“基本能力测试”也将被“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取代。
“我们把它取消了，因为它的历史贡献——推动开齐课程的作用已经完成了。”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说。
那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进入高考录取，是否如同“3+X”模式是对高考模式的大突破一样，将会是另一次突破?
在许多人看来，答案是肯定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这是过程性教育质量的重要体现，高考应该建立在这一制度基础之上，有了这个制度，我们可以做很多改革。”张志勇期待这一天尽快到来。
事实上，这种制度“设想”已经在一些省份的高考方案中付诸实施。
比如，2011年在浙江省试点的“三位一体”自主招生方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就按一定比例进入高考录取依据之中。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下接高中课程教学，上接高考录取，将成为一种趋势。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非常明确地指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招生以统一入学考试为基本方式，结合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这无疑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进入高考录取提供了政策依据，也为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
如果说从“3+X”到综合评价方式的探索是在高考科目、内容上的突破，那么，考试形式上的探索，则从另一方面实现着人才观念的突破。
十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中逐渐普及，大学变得多样化了。高等教育需求的多元化、多层次，办学形式的多样化以及入学机会的增加、入学方式的变化都说明：过去为选拔少数精英而建立的单一高考模式已经难以适应现实需要。
“高考改革必须满足不同孩子的需要，满足不同高校的需要，实际上最终也是满足人才多样化的需要。”浙江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张绪培说。
然而，如何让不同的孩子考出不同的东西，而不是“80％的孩子用80％的时间去弄200／0永远弄不懂的东西”?
分类考试的探索正面回应了这一需求，标志着人才选拔模式上的重要突破。
以浙江省为例，该省在新一轮课改后的高考方案中，分类测试非常明晰：
第一类是3+X+选考模块。面向的是学有余力、报考一本的学生。增加选修模块也体现了对个性特长的观照。
第二类是传统的3+X。
第三类是面向高职高专的 3+技术，技术分通用技术和信息技术，各占50分。
那么，相对于传统的高考，分类考试的意义何在?
从浙扛省的情况看，尽管实行了分类考试，但三类考生是可以兼报的，因此对于分类考试，目前的制度创新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这种情况也从记者手中一份高考报考人数统计表得到佐证。统计表显示近三年浙扛省高考不兼报的人数没有明显变化。对此，考试方案的设计者却显得十分乐观。
“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有独立报一类的，现在看起来，不兼报的情况有，但是不多，因为家长逼着孩子肯定是要冲的。但起码是报考第三类的学生解放出来了，学业水平考试完了后，你的精力就可以放到这里，学业负担还是减轻了。”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冯成火说。
高考改革在实现着人才观念突破的同时，也在引导着社会观念的进步。在分类考试中，监考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高考的最后半天是加试一本的自选模块，而实际缺考率相当高。
“孩子心里是有数的，他根本上是不想考的。我的看法是，分类考试，要坚持下去，慢慢地，家长观念才会发生变化。”张绪培说。
自主招生：到底突破了什么?
十年高考改革，下放高考自主权始终是主线。
这条主线除了体现在分省命题、分省制定考试方案上，还集中体现在下放高校招生自主权上。自2003年教育部批准22所高校开始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开始，试点规模已由最初的22所增加到现在的80多所。
数量增加了，层次也拓展了。自主招生不再是重点高校的“专利”，在许多地方院校、高职院校，试点也在逐渐扩大。
尽管比例仍很小，却意义重大。它把固有的“以分取人”的体制砸开了一个“缺口”，以另一种考试理念和途径，不断促进人们对人才多样化的理解。缺口被打开后，“人才”的内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浙江省杭州市第二中学，每年通过复旦“千分考”录取的学生有15-20名，校长叶翠微非常赞赏复旦自主招生的做法，因为“给多读书、有着开阔视野，学习基础、学习习惯、学习行为比较好的孩子带来了机会”。
它不同于高考，“首先是全科目设置，其次是做对得分，不做题不得分，做错倒扣分的机制比较好地规避了学生投机取巧，另外面试环节也非常规范。”叶翠微作过比较，发现平时视野开阔、后劲足的那部分学生在高考中，“考分往往不是最高的”。
随着“缺口”的打开，评价标准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元。浙江省的“三位一体”自主招生试点中，高考成绩只占50％，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则占到了20％，面试成绩也占30％，并且三者的比例高校可以根据学校特色、招录专业进行调整。
据统计，浙江工业大学去年参加“三位一体”自主招生录取的新生中，有45．6％的学生高考成绩未达到学校划定的最低分数线。为什么能被录取，就是因为“他们的会考和面试成绩好”。
这些学生无疑是自主招生的受益者，大学的跟踪调查显示：他们普遍发展后劲强，“有—个自主招生进来的男生，高考成绩570分，没有达线，但他的综合素质非常好。因为口才好、组织能力出色，他是少数参加浙江省‘挑战杯’创业大赛的新生，上个学期专业学习成绩也排到了全系第二名。”浙江工业大学招办副主任姚鹏介绍说。
“招生改革，只有考虑到人的素质的多样化，才能真正解放人才。”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韩平始终坚信这一点。
在自主招生的历史上，2006年复旦大学和上海交大的自主招生改革试验被看作“破冰之旅”，因为它是第一次由面试决定录取的改革。这对整个中国高校录取体制是个很大的冲击，它打破了原来以分数为唯一录取标准的招生制度。
它所开创的“综合考+面试+统考”的模式，在后来自主招生考试中，多被采纳。
“面对面”的方式有着纸笔测试远不能及的优势，它在取得体制突破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自主招生的主体——大学在人才观念上的思考。
在拥有自主招生权后，大学有机会将自己的人才标准带人到录取中。人才标准的多样化便成为必然。比如，清华大学在自主招生复试阶段设立了体质测试环节，这是他们对人才素质思考的结果，是符合清华文化传统的人才标准。
而复旦大学自主招生，一贯看重的是考生的综合素质，“千分考”考题文理贯通、包罗万象，它传达出复旦的人才标准倾向于“全才”。
在中国美院这样专业性强的艺术院校的自主招生面试中，除了专业课考查外，格外重视的是考生的艺术综合素养，面试中不仅有对大师作品的阐述，还有对社会、艺术现实问题的评析。这也代表了这类大学对人才标准的思考：“综合素质强才能造就大师级艺术家。”中国美院招办主任李多金说。
自主招生还让高校在录取
过程中有机会来“关怀”学生的兴趣、特长和职业发展方向。
杭州师范大学首先试点的是小学教育、幼儿教育专业，“因为这些专业对学生的特质要求比较高，像小学教育专业，更希望招到性格开朗、表达能力强的学生，因为这样的人更适合当小学老师。”杭州师范大学招办主任徐青说，“对文化课要求则不像其他专业一样高，他的文化课比其他人低10分、20分，但综合素质是很要紧的。”他们在面试中重点考查的是“教师素质”，除了考专业知识外，还要考查艺术素质、书法水平等，这方面的要求要比其他专业高。作为对这一趋势的回应，学校也开始跟踪研究人才发展规律，以便更加科学地“甄别人才”。
从2008年开始，山东省在临沂大学等省属院校开始试点“教授录取”，在数学、中文专业按专业录取学生：考生在达到提档线后，不再按照从高分到低分录取，而是看学生相应专业的过程性学习成果。“你要有兴趣，喜欢这个专业，你录取的可能性才会最大，因为过程性的东西加进去了。”张志勇说。
在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中，更加重视考生的专业兴趣、特长。
给臧铁军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就发生在高职“面对面”招生的现场。在某农学院面试时，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女孩子想去学兽医。面试老师问她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她讲了一个故事：她曾经养过一只猫，就因为找不到好的兽医医治，生病死了，所以自己特别想来学。说着说着女孩便哭了起来。老师们说，就凭这一点，你就被录取了。“你想想，即使一个分数比她高 100分的人，也未必能做好这个职业啊。”臧铁军感慨道。
自主招生改革的步伐中，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高职院校，这种依照专业发展需要选拔人才的方向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
尽管媒体每年都会热炒自主招生，社会争议仍然不断，尽管对考试公平的担忧、对招生中腐败空间的焦虑也时常会聚集人们关注的目光，但在张志勇等人看来，不能因为问题和困难，自主招生就停滞不前，因为“如果我们老是在那里寻求一个完美的制度再去改革，那么这项制度永远不可能到来，任何一项制度设计，只有靠另外的公开化的监督制度来限制它”。
自主招生，一种更加科学的人才选拔方式，期待制度的完善，期待路径的成熟。
十年高考改革，过程艰难，成果显著。
在命题改革、方案改革、招生录取改革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提前考试时间、多次考试、社会化考试、加分政策的清理“瘦身”、异地高考等重大改革，使高考行走在公平、科学、理性和充满人文关怀的道路上。
2012年7月，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成立，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任主任委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出席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成立会议时指出：
要加快研究制定高考改革总体方案，重点改革考试内容和形式，规范考试程序，建立健全综合评价体系，完善多样化的录取方式，增加考生选择机会，落实高校招生自主权，保障公平公正，形成不拘一格选英才的良好局面。
这是中国高考制度未来的方向。
(感谢张华杰为本文作出的贡献)
（文见《人民教育》2012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