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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2013年关注什么?

国家督学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 李希贵

“更好的教育”啥模样

在党的十八大新一届政治局常委的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这里，总书记把“更好的教育”放在了人民期盼之首，而且明确表示要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对我们每一个教育人来说，这是鼓舞，是鞭策，更是压力。

然而，我们有没有厘清何为“更好的教育”?或者说，“更好的教育”啥模样?

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许多人把办好教育与教育的“均衡”发展画上了等号，自觉不自觉地以为，只要教育“均衡”了，教育目标也就达到了。

其实不然，教育均衡只不过是办好教育的起点罢了，距离真正好的教育，其实很遥远。

经验告诉我们，一个行业的成熟度决定于它的选择性，如果我们教育的发展目标仅仅是向家长和社会提供相同品质的学校而不是提供多元的教育选择机会，那么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可能都永远无法摆脱家长和社会的抱怨。
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史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美国的教育在基本实现了“有学上”，而且教育相对均衡之后，新的挑战接踵而至，社会对优质的、可以选择的教育产生了迫切要求，给政府带来巨大挑战。所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为家长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自1991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创立第一所特许学校以来，特许学校发展方兴未艾，到现在仅加州就设立了近千所。在刚获连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看来，特许学校更是教育的“创新孵化器”。

这类学校为家长、教师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在传统的公立学校制度下，各州实行“就近入学”的政策，受教育者选择学校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择校只发生在私立和教会学校之间，而且局限于少数富裕家庭。现在特许学校把选择推进到公立学校之间，增加了受教育者特别是家庭困难者选择教育的机会。学生和家长可以根据自身兴趣、爱好有选择地入学，不局限于学区中指定的学校。对教师而言，州也允许他们离开自己的公立学校，并可以重新选择获得新职位。

今天的法国和英国也遇到了和美国同样的教育难题，于是，与美国特许学校类似的“自由学校”或“自主学校”相继诞生。2011年9月份新学期开始之时，英国首批24所“自由学校”敞开大门欢迎新学生的到来，2012年“自由学校”又新增了 55所，另有114所学校获批于2013年开办。设立这类学校的初衷可能更多地考虑了学校的自主权限，但事实上带来的却是孩子们的选择权。

今天的中国，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日可待，成熟的教育必将是小康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构建可以选择的教育，不仅应该成为今天的话题，更应该变成明天的行动。

有人可能会说，选择的任务可以让民办学校承担。但事实已经证明，到民办或私立学校就读，高额学费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得起的，往往难以普惠百姓。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表明，让“选择”成为普通大众触手可及的权利，既无法回避，也应该成为我们的使命。

除了选择性，“更好的教育”还应该有另一个模样，就是“个别化”。

查阅一下世界各国小学和初中学段教学班的平均人数，可以发现，OECD成员国平均23．4人，欧洲各国平均21．8人，G20国平均26．4人，美国为23．2人，英国为19．4人，法国为24．5人，德国为24．7人，而中国则为53．8人。个别化即基于每个学生个体的教育，大班额与小班额在提供教育个性服务上的差距一目了然。

长期以来，我们在制定教育现代化指标的一直很纠结，刚刚将现代化确定为千兆校园网，结果云计算就逼到眼前；图书馆的藏书刚刚达标，数字港早已成为孩子们的最爱。

其实，教育现代化尽管需要各种硬件指标的支撑，但是，只要没有个别化的教育，现代化就永远是空中楼阁。
选择性和个别化，已经成为国家宏观决策、地方中观实施和学校制度设计时既现实又长远、既迫在眉睫又需三思而行的重要前提。

当然，更好的教育永远离不了高素质的教师，曾经听过陶西平先生关于对素质教育的戏说，素质教育就是高素质教师实施的教育，真是说到了要害处。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确实需要我们下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大的人力和物力，设计更加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以确保让高素质的人愿意终身从教，让不适合从教的人体面地离开这个行当。

教育“综合改革”的切入点在哪里

教育综合改革一直是教育部新一届领导班子致力推进的重中之重，今年专门成立了“综合改革司”。今天，我们终于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看到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
显然，综合改革离不开宏观层面办学体制、人才培养体制、考试招生制度、督导评价制度等一系列政策性突破。但是，具体到一个地区，一所学校，其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们可以把视角回到《教育规划纲要》第十四章“办学体制改革”上去，其中明确指出：“深化公办学校办学体制改革，积极鼓励行业、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学校办学，扶持薄弱学校发展，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各地可从实际出发，开展公办学校联合办学、委托管理等试验，探索多种形式，提高办学水平。”

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出发，在公办学校办学主体上多想想办法，出台更多更好的政策，鼓励更多的个人和团体承办公办学校，可能会有关键性的突破。

扩大办学自主权，我们已喊了多年。但经过多年努力，这一领域并没有达到预期的进展。调整政校关系；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我们也说了不少，但事实仍让我们很苦恼。为什么?在体制不变的情况下，任何改革都很难解掉身上的枷锁。一个地区，一所学校，如果能够首先在办学主体上打主意，其余的改革将势如破竹。

这方面，国内外都有一些很好的探索。像美国的特许学校以承担一定的责任为条件，换得传统公立学校羡慕不已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体现在教师聘任、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学生评估、入学政策、设备购买等教学和行政管理方面。这种自治权为特许学校推行新的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提供了保障。总之，责任和自治是特许学校最大的特征，也是使这种学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关键因素。

美国特许学校也接受州政府的资助，但创办主体多种多样。任何有志于为儿童创造一个适宜的教育环境、支持教育改革的地方和州的校委员会、社区学院、大学、教育控股公司、企业、教育工作者、家长、社区领导等都可申办这类学校。

国内，上海浦东前几年就探索了委托办学的路子，效果立竿见影，北京正在积极探索委托名校办学。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关键的是政府要放手、放权，学校没有自主权，没有主动性，整个公办教育的活力就不足。
“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教育综合改革的支点，或者说切入点应当放在公办学校的放权、搞活上。当年国有集体企业就是一放放出了一片新天地。学校虽和企业有不同之处，但在扩大自主权上还是有殊途同归之妙。

到课堂里寻找教育家

多少年来，我们似乎一直误读了教育家，始终不肯把眼睛放到课堂里寻找教育家。先是试图从研究者中寻找教育家，但他们身处校园外，与学生距离太远。然后，我们又开始关注校长。大家似乎有了一种共识，认为教育家办学就是校长办学，当校长成为教育家的时候，我们教育家办学的梦想便能水到渠成。

且不说，让校长成为教育家还有多长的路要走，即便有一天真的做到了，我们一样会遇到更大的挑战。这是因为，教育家办学的内涵不仅仅是校长办学，更应该有一大批卓越的教师共同参与。只有当他们在校园里课堂上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和教育家的艺术影响学生成长、推动学校发展的时候，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办学。

今天的教育已越来越走向多元并尊重选择，今天的校园必须开发满足学生多样需求和个性发展的课程，学校教育已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工程。如果说在过去“大一统”的课程体系下，我们的校长还能一呼百应，在一个校园里用同一种教学方式去推动学校教育的话，那么，在民主化、个性化浪潮汹涌全球的今天，我们必须尽快告别“大一统”的管理方式，要提供足够的空间，让每一个课程模块的设计，每一种评价方式的开发，每一个教学环节的实施，都带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每一门学科的学习规律，每一位个体学生的认知规律，都是如此的不同，每一位教师在课堂上面临的挑战更是千差万别，校长一个人的智慧已经无法应对今日的校园。

到课堂里去寻找教育家，已经变得迫在眉睫。而且，经验告诉我们，眼睛盯向哪里，哪里就会富有。正如人们所言，世上并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罢了。

给高中教育松绑

目前，很多地区的高中教育面临着重大危机。

高中教育有着自己特有的价值定位，尤其是在这个孩子潜能开始释放、个性已经张扬的阶段，如何在校园里为如此不同的孩子提供不一样的发展环境和成长平台，给他们更多自主选择的空间，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十分不幸的是，在许多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已经习惯了一统天下的管理方式，在高中教育这个本该万紫千红的百花园里，统一耕耘、统一播种、统一施肥、统一开花，甚至开一样的花。在一些政府督导评估方案里，用一把尺子衡量一个地区所有高中学校的行为几近泛滥。我们的招生考试机构也特别热衷于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答案、统一录取，连大家呼吁多年终于达成共识而取消的高中会考，亦摇身一变为学业水平考试，不少省还和高考硬挂钩，像一个无声的口令，让所有高中学校踏着考试的口令并肩前行，让所有的高中学生和着考试的节拍齐步走。

本次高中课程改革的目标是让孩子接受更适合自己的教育，如何才能实现它?很显然，仅仅依靠学校无力完成，首先必须由我们的各路“婆婆”为他们松绑。勒紧手中的缰绳难以让马儿疾速奔驰，只有我们放弃齐步走的思维，丢掉那些尽管有一些既得利益却让自己耗时费神的所谓统一政策，不同的学校成长生态才能形成，办不一样的学校，或者说，高中学校的多样化发展才会生机盎然，每一所高中学校内部才能诞生出适合不同学生成长的环境和课程来。

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已经喊了这么多年，为什么只听到雷声而不见雨点?表面上说，是某些掌握着权力和资源的人们对学校改革的不放心，其实深究起来，却是他们对权力的迷恋和对资源的悭吝。每一个权力背后的利益链条已经很长很长，每一项所谓的政策背后滋生出的寄生虫也实在太多太多。浙扛省的改革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前行的亮光，即将召开的全国高中教育工作会议也令人期待。

给校长“减负”

这几年，全社会都在声讨“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却忽略了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校长的负担越来越重，很多校长都疲惫不堪!

校长的负担重由来已久。我国的中小学校长在很多时候更像行政干部，有处级、科级、股级之分，时间长了也就真成了领导干部，各种会议需要参加、列席，活动也不能缺。一边要经常强化自己是领导干部的意识，另一边又时常牵挂教师、学生，左右难逢源，前后不兼顾，这样的校长怎能不累?据国内一所知名师范大学一个课题组追踪研究，现在高中校长用于管理学校的时间只有五分之二左右，其余时间都用在了应付各种会议、活动上了。

校长负担近年来又有加重的趋势。现在最常用的行政管理方法就是“一把手”负总责，出问题就追究“一把手”。对教育而言，由于各种原因，频频发生的学生安全事件，弄得各级教育部门如临大敌，纷纷祭起“一把手”负总责的利剑，只要出问题就拿校长是问，社会问题演变成学校问题要“是问”，学生交通出了问题也要“是问”，校舍发生了问题还是要“是问”，特别是随着住校生的增加，安全问题无小事，都要校长负全责。正像一位校长说的，就怕晚上过了11点学校老师打电话!整天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校长负担重的另一个原因，是近年来主管部门的各种检查、评价、培训的无限度增多。据一位初中校长统计，一年中收到了上级主管部门，包括教研室、电教馆等直属单位共840多份文件，要数据、要材料、来人检查，都美其名曰是“为了工作，帮助学校提高管理水平”，都需要校长把关、校长汇报、校长陪同，校长分身乏术。校长也是人啊，如何受得了？

一位好校长可以成就一所好学校，这是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如何造就一位好校长，确实到了值得认真思考的时候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推进政事分开，推进人事制度改革。站在新的起点上，思考一些治本之策似乎已水到渠成。如加快制定《学校法》，把校长应该承担的责权利用法的形式确立下来，让校长们该负的责任不推，不该承担的也敢于说“不”，如此一来，校长才能真正甩开膀子全身心投入到教师和学生的发展上。

（文见《人民教育》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