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视野下的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贵州财经学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谢妮

摘 要：通过对贵州11个县域多个乡村的深入调查，发现农村留守儿童在生存状况、教育状况及发展状况等方面处于不利之中，贵州的特殊省情决定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外出务工人员与留守儿童两相分离将是农村的一个常态。作为未来新农村建设者的留守儿童，却未进入各级权力部门的决策视野中，这对整个农村及留守儿童个体来说， 都将是一个无可挽回的损失，也是贵州摆脱贫困的一个极大障碍。

关键词：农村留守儿童；新农村建设；制度设计

课题组运用问卷调查法、民族志等研究方法对黔西南的册亨县、修文县、凯里雷山县、遵义市的务川县、凯里市、台江、榕江县、从江县、黎平县、毕节市威宁县和安顺市的关岭县等11个县域进行了深入调研。样本县的选择是根据其贫困程度及离省城贵阳的远近来确定的。除关岭县、修文县离贵阳较近外，其余均在交通不太方便的边远地区。在整个调研过程中，课题组发放了300份留守儿童问卷，回收271份；发放了留守儿童家长问卷150份，回收114份，这些问卷用SPSS11．0处理。课题组深入政府部门、学校和家庭，对11县市的教育局负责人、计生委负责人、乡镇负责人等共计20余人进行了访谈；对20余所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共40余人进行了访谈；直接访谈的学生达40余人，家长达30余人。这些调研使我们掌握了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丰富资料，为揭示农村留守儿童的真实状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也为思考新农村建设提供了一个不可缺少的视角。

一、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

(一)身体健康受影响

一些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年事已高，不能很好地照顾他们。有不少留守儿童的早餐和午餐得不到保障，有的则随便吃点方便面；面包之类的食物，有时干脆不吃，长期如此，必将严重影响身体的正常发育。在我们调研的几乎每个乡村，都有监护人诉说上学路远，孩子没法吃饭，以致身体虚弱，在小学阶段尤为严重。

(二)生存能力受制约

调查显示：父母外出后，42．1％的儿童与(外)祖父母一起生活；41．3％的儿童自己住家里；11．4％的儿童和亲戚居住在一起；寄宿的不到0．7％；3．0％的儿童与其他人居住。在监管上，缺少了父母管教这一重要环节，留守儿童生存能力的发展大打折扣。虽然有监护人看管，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监护人来说，不能做到如父母般严格。因此，留守儿童难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技能，对于基本的人际原则和社会秩序缺乏了解和认知，不能形成对规则的敬畏和遵从，更难形成社会取向的独立判断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与社会难以融合到一起。除此以外，留守儿童的一个更大风险是认知发展可能受挫。人生早年的认知发展需要强有力的外在督促，当外在督促成为儿童的自我力量时，认知发展将持续而有效。但父母缺失使强有力的外在督促失效，认知发展所需要的毅力和坚忍不能从儿童自身激发出来。认知发展受挫的直接后果是儿童难以获得未来生存所需要的良好智力基础，从而严重制约其生存能力的发展。

(三)人身安全受威胁

这里的人身安全分两个层次，一是走读的学生，山高谷深，路途遥远，既有地质方面的险情，如泥石流滑坡、阿流涨水、遭遇不良社会人员的侵害等，2007年上半年曝光的“威宁教师胁迫女生卖淫”事件重创了教职人员的声誉；二是寄宿的学生，由于当前农村学校普遍缺乏足够的寄宿条件，部分学生必须靠在学校附件租赁民房才能解决问题，这给学生的各种安全事故埋下了隐患，直接将学生的人身安全置于管理的死角和危险的境地。务川有女生被强奸的案例，2009年4月份曝光的所谓“习水嫖宿幼女事件”剥开了部分禽兽般公职人员的伪装。相隔不到一年的两起女生受害公共事件将最脆弱人群的生存尴尬暴露无遗。

(四)情绪情感受压抑

父母走后一般会把孩子交由自家老人或其他人看管，儿童要承受多种情绪压力。一是对父母的思念感及自身的孤独感，二是与监管人摩擦所产生的隔阂感，三是与外界互动时产生的无助感，四是学业成绩上的无力感及其他各种情绪体验等，这些情绪相互挤压，得不到宣泄，也得不到引导。长此以往，留守儿童往往表现出孤僻内向、自私冷漠等负面怀疑特征，有的甚至产生反社会性叛逆、怨恨等情绪，正面、良好的情绪则得不到培育。作为当代人最重要的一项能力——情绪管理能力，在留守儿童身上明显缺乏。因此，面对突发事件和归因事件，留守儿童的低能力倾向显得较为突出。

(五)人生走向受诱惑

从各种公开发表的研究和观点来看，留守儿童日益成为青少年犯罪的主体，其重新犯罪率明显高于其他未成年人。在我们调研的县域里，当地人土对这一问题并不讳言，他们认为留守儿童要么生活困难、要么监管缺失、要么手中有钱，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学校生活不感兴趣，在社会上瞎逛，他们出问题，是意料中的事。贵州的另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瓮安事件”中，就有留守儿童的身影。在瓮安，在外打工的有10多万人，而留守儿童达三万人之多，瓮安事件几乎暴露了贵州省教育的致命缺陷及其严重后果。一是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瓮安二中现有学生4000多人，有3000多学生应该住校，但实际上能住校的学生只有600多人。全校51个班，只有49个教室，缺的两个教室只有用物理、化学两个实验室代替。由于操场里容纳不下，这个中学已经有一年多没做过广播体操。另外学校还有一栋教学楼是危房，每天七八百学生在里面上课，学校时时刻刻都在担心。瓮安县其他中学，也都面临校舍和师资不足等问题。如瓮安一中需住校的学生2500人，能住校的只有1000人；瓮安三中1000多人需住校，能住校的不到200人。大量从农村到城里上学的孩子，都只能在校外租房。二是留守儿童处于高风险中。远离父母的孩子被迫孤独地长大；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的在外租房的学生，离开了学校和父母的监管，易沉溺于网吧、游戏室，成为社会不良青年和帮派团伙拉拢利诱的对象。普遍匮乏的优质教育资源使多数学生升学无望，相当部分成为社会闲散青年。近年来未成年朋巴罪案件不断增加，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单亲、离异家庭及留守少年儿童，特别是留守少年儿童数量大，家庭温暖的缺乏，家庭教育的缺失，致使他们产生偏激的情绪，容易走上极端。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

(一)留守儿童受教育程度不高

由于“两基”攻坚的强力政府行为，农村儿童在入学这一方面，基本上能达到政府要求。在贫困儿童的救助上，依靠早先的政府“两免一补”及后来的免费义务教育及民间的春蕾计划等资助方式，解决了部分特困孩子的上学问题。但贵州作为一个普遍贫穷的省份，资助对象仍是有限的。“两基”攻坚解决了农村儿童的入学问题，保证了基本的入学率，尤其是对于小学生来说，基本能接受完普及教育。但是就初中来说，“两基”把儿童送进了学校，却难以保证低辍学率。因为“两基”推进工作带有突击性，与普及程度相关的指标十分脆弱，存在着低标准、低水平、不稳定、易反复等问题。一份调查显示：河北省威县是个“普九达标县”，按照达标要求，其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不应超过3％。但事实是，该县每年初一入学学生保持在1万多人，在初三中考时．参加考试的只剩下4000来人，三年里流失6000多名学生。威县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典型，只是随意调查的一个县。在贵州，控辍保学是每一个相关人员的心头大事，由于这一问题的敏感性，我们无法得到真实数据，却能清晰地感觉到教育管理人员基于留守儿童可能流失的焦虑，事实上他们也无可奈何。

(二)留守儿童所受教育质量欠佳

教育质量成为农村成功“普九”后的关注核心。乡镇干部毫不讳言，在“普九”上，他们尽了力所能及的所有努力，也尽到了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全部责任，他们将孩子送进了学校，但学校能否管住孩子，能否吸引孩子，则是另一回事情。当前农村教育的整体质量问题已不用论证，贵州尤其如此。2009年重庆万名学生放弃高考引发了社会对农村教育的更广泛的思考，农村教育在新一轮教育教学改革中落入被边缘化的窘境，闷农村学生放弃高考显然与农村教育边缘化有内在联系。留守儿童教育质量问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81．2％的儿童在学习上有困难，却得不到来自家庭和学校双方的有效辅导。在家庭里，稍有文化的父拇外出，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等祖辈及其他旁亲，难以给儿童提供有效的学习辅导。而学校里，师资紧缺、现有师资素质及教师繁重的工作任务等影响了儿童从学校获得有效辅导。

2．学习资源匮乏。留守儿童除了课本之外，几乎很少有课外书。课外书是衡量儿童文化生活和学习拓展的一个指标，只有8．5％的儿童有很多课外书，52．8％的儿童有一些，没有课外书的占35．1％。这说明儿童文化生活和学习拓展是极其受限制的。

3．家务劳动及较远的上学路径挤占了儿童大量时间。有约70％的留守儿童要给家里做家务或做农活，近30％的儿童在上学路上单程要走30分钟以上。这些客观因素使留守儿童的学习时间得不到保障。
总体上，包括留守儿童在内的农村儿童的受教育质量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新农村建设与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大事。

三、农村留守儿童的发展状况　　

这里的发展主要指社会性发展。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基于其生存状况和教育状况，他们的发展状况几乎是不容乐观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人格发展有障碍

谭杰华以500名(其中曾为留守儿童的在校大学生 200名)两个年级不同专业的大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为研究工具，对两个目标人群的人格特征进行了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曾为留守儿童的在校大学生与普通在校大学生相比其乐群性低，个性内倾更明显，比较冷淡、缄默、孤独；情绪更易波动，易生烦；恼；爱幻想，喜欢冲动任性，但与成长中父母都在身边的大学生相比却独立自强，遇事更能当机立断。其他12个因素虽然二者差异无明显，但分值在E(持强性)，P(兴奋性)，C(有恒性)，N(世故性)，H(敢为性)，QI(实验性)上均略低，而在I(敏感性)，L(怀疑性)，Q1(忧虑性)、Q3(自律性)，Q4(紧张性)上却均略高。而由16pf体现出来的心理健康者的人格因素分值[C十F+(11—0)+(11一q))则曾为留守儿童的在校大学生比成长中父母都在身边的普通大学生要低，甚至部分曾为留守儿童的大学生存有明显的情绪不稳定和神经质倾向，表现出较强的易焦虑、抑郁和敌意、攻击性等特征，问题比较严重。这表明留守经历给儿童的人格发展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大大超过了其人格特征中的积极因子，这在重视合作、强调人际沟通的竞争性社会里，他们的人格特征无疑给他们获取成就机会设置了一定障碍。

(二)社会性发展有欠缺　　

社会性发展是衡量个体能否融人社会，作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的关键性指标，包括社会认知发展和社会行为发展。儿童生存在一个结构残缺的家庭中，难以获得与他们发展需要相称的温暖。同时，儿童生活在一个精神刺激极度贫乏的农村大环境中，我们的调查显示：除学校发的课本外，只有8．5％的儿童有很多课外书，52．8％的儿童有一些，没有课外书的占35．1％。针对儿童特点的课外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内容的质量和信息的安全性，也有利于培养儿童的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使之保持一种持续的求知欲望，并通过具有教育意义的阅读来获得清晰而符合社会取向的社会认知，并进而培育其符合社会预期的社会行为，但这一点在农村显然是落空了。虽然电视普及到每个山村角落，但与儿童成长不相宜的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完全处于一种失控状况，年迈的老人、受托付的监管人在确保儿童不出去惹是生非、不出安全事故的前提下，也难以控制儿童不看电视。光怪陆离的电视信息和儿童的现实生活形成极大的反差，给他们埋下了幻想和易受诱惑的种子。另一方面，现代化以市场经济为助力，浸润到每一个县城及乡镇聚集点，日益恶化的社会环境给社会认知混乱的留守儿童实践幻想提供了冒险的舞台。缺乏教育资本积累、社会认知混乱及社会行为不符合社会预期的留守儿童在总体上是令人担忧的，尽管有少数升入大学的“成功者”，但他们内心深处留守儿童经历的烙印依然明显。

四、新农村建设制度设计中应考虑留守儿童

贵州因其特殊的省情不适合走工业现代化的路径，无法消化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引导农民离开乡土外出务工是其主要政策之一，即使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贵州返乡农民工的数量也没有预期的严重，因为贵州对农民工需求的低阶岗位总量无法增加，其需要的是满足、“跨越式”发展要求的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中阶及以上劳动力。另一方面，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创业方面面临诸多困境：政府支持力度不够、缺乏资金、组织化程度不高、继续学习的机会不多等。这些现实的困境极大地阻碍了返乡农民工在家乡创业，一旦经济有复苏的迹象，他们会再次踏上外出务工的征程。因此，农民离乡背井将是贵州相当一段时期内的一种常态，而留守儿童也将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一个现实的问题是：谁来建设新农村，新农村建设有丰富的内涵，“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其核心主旨。在这些核心主旨中，只要树几个典型，“村容整洁”一项是最易出成绩的，也是我们在农村穿行时最易发现的，只有要一定程度的财力投入可以立杆见效。至于“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管理民主”除了财力投入外，更多的是需要教育来支撑，而教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价值不能立即显现。我们在调研中所了解到的新农村建设实践，与预期目标相差甚远，在某种程度及局部地方变成了一种“村容整洁”的示范建设，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如公路两旁可以看到修葺一新、规格一致的住宅及崭新的水泥路．而在离公路稍远或无路可通的地方，却依然如故，不见任何变化的痕迹。

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将农村置于抛荒之中，打工所挣之钱除了有限的改善生活(并未达到生活宽裕)、兴修大批无人居住的房屋外，并没有给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有生力量，留守的“老弱病残孤幼”无法参与“生产发展”和“管理民主”。作为在基层直接实施新农村建设的执行者，乡村干部明确表示“新农村建设是听上面的，有些地方确实不符合地方实际，但没有办法。很多孩子上学要走很远的路，家长在孩子上学的事情上花费了大量的时 间和经济；很多家长外出打工，也是为了孩子读书，因为养不起。”“养不起”是我们听到的最多的话，“养不起”主要是指孩子的上学成本。农村教育的萎缩和边缘化使农村人力资源得不到有效开发，大量低素质的农村劳动者既不能通过打工改变个人及家庭命运，也不能改变整个农村的命运，相似的命运仍在代际之间不断地延续着。

毫无疑问，新农村建设要靠农村本土居民，今天的留守儿童就是明天的建设者。可问题是，几乎在我们调研的每一个县域，每一个乡村，对于留守儿童这样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仍是被当作一个小问题而难以顾及或不加考虑。在制度设计和实施方案中，还没有给留守儿童留下一席之地。即使有些县开展了一些统计，也只是由妇联、团委等非权力部门做一些边际工作或象征性的慰问工作．留守儿童没有进入各级权力部门的决策视野。让人忧虑的是．计划生育政策已大大减少了农村新生力量的增长，当今的留守儿童几乎就是未来农村的全部建设者，他们的生存状况、教育状况及发展状况如果不能在今天得到各级权力部门的关注和扶持，明天的农村会是什么样子呢?

（文见《教育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