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投入应更多投向社会收益高的学段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劳动力也出现一定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通常物质资本的投资回报率是呈下降趋势的，一个最好的替代办法，就是在人力资本上投更多的钱。”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出自己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首次达到4%的判断。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提出的中国将面临“刘易斯拐点”和将“未富先老”的理论曾引起一片争议。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顶峰即将过去，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也将因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而面临“减速关”。
争议过后，现实发展给蔡昉曾经的判断以科学的佐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
蔡昉并不掩饰对实现4%目标的欣喜之情，但由于我国学龄人口比重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学龄人口比重所稀释的公共教育投入，他觉得在加大国家教育财政投入的进程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包含社会投入、家庭投入，但政府投入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努力增加财政性教育投入，并不是达到4%就可以歇一歇的原因。”蔡昉说。
“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无限的，但是在人力资本里又有不同环节、不同地区、教育的不同阶段，只有投在原来投入不足的地方和更适合政府投资的领域，才可能有更好的效益。”蔡昉认为，同样是两万亿元，投向不同的领域，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效果，其中补短板是收益最高的。现阶段，逐渐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缩小城乡差距是根本。
针对教育能够获得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这两种收益，蔡昉认为，政府主导的教育投入应更多地投向社会收益高的学段，而高等教育等个人收益高于社会收益的教育阶段，则应以社会和家庭为主体投入。“教育是有外部性、有社会效应的。一般来说，社会回报率较高的是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而这部分理应由政府主导投入。”蔡昉说，“如果说我们未来要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但由于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说义务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已经超过100%了，想再明显提高很难，这时候就要扩展教育阶段。比如向前延伸到学前教育，政府的投入应该按教育规律投在社会效益最高的领域。”
增加教育投入，还面临着另外一个使命，就是改变现实中存在的教育负激励问题。“我们现在存在教育负激励的问题，比如劳动力开始短缺了，受教育程度低、技能相对较差的劳动力第一次感受到这种短缺，所以他们的收入上涨得更快一些。原来那部分受教育程度高的、技能强的，在相对高的工资起点上，感受到的短缺需求便没有前者强烈，此时便与第一次短缺的群体出现了工资趋同，即大学生、城市职工和农民工工资趋同。”蔡昉坦言，将这种工资趋同转换成教育回报率，就意味着完全听凭市场信号来决定孩子的受教育选择就不够了，这种情况就是劳动力市场信号失灵，就需要政府加以干预，用政策手段弥补市场失灵。
“读书无用论”便是这种负激励的外在体现。蔡昉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将高中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进而产生一种倒逼机制。如果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们大多接受了义务的高中教育，没受过高中教育的群体就很难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转而寻求人力资本提升的方式。
《中国教育报》 2013 年 3 月 14 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