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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农业现代化的强力推手

教育：农业现代化的强力推手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场景？　　

黑龙江“北大仓”，联合收割机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浪中往来穿梭，万亩良田，全部机械化播种、收割；　　

北京大兴，现代化的养猪场内，物联网将猪的身份识别、喂养、免疫管理等信息全部连入网络，利用手机、电脑，便可随时随地掌控猪场信息，实现远程监控；　　

苏南，高效农业大棚里，番茄刚拉秧，丝瓜秧就爬上来了，丝瓜秧底下又种上了莴笋，立体农业尽展风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　　

这些都是将工业机械、信息技术应用到农业，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的生动实例。　　

今年年初，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的第十个中央一号文件出台，明确提出落实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战略，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拉动影响下，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迈开了加速向前的步伐。　　
世界农业现代化第四次浪潮方兴未艾

受高技术、信息革命和生态革命影响，世界农业前沿深刻变化，拥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中国，已落后于世界的脚步　　

环顾今日全球，农业现代化第四次浪潮正方兴未艾。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2012年发布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2——中国农业现代化研究》这样描绘农业现代化的第四次浪潮：　　

“受高技术、信息革命和生态革命的影响，世界农业前沿深刻变化。信息革命引发农业的信息化浪潮。生态革命引发生态农业、持续农业、有机农业和绿色农业等的兴起。高技术包括生物技术等的发展，丰富了农业的技术选择，扩展了农业的发展前景……”　　

在美国，卫星技术和电脑程序结合的“全球定位系统”帮助农民确定哪些区域肥料充足、哪些区域肥料欠缺，做到有的放矢地施肥，既节省成本又保护了生态；地处沙漠腹地的以色列，探索科技发展农业的道路，以滴灌技术推动农业革命，克服水资源不足、土地贫瘠的困难，使沙漠中盛开鲜花、四季里蔬果飘香成为现实。　　

然而，在这次农业现代化浪潮中，拥有几千年农耕文明，曾创造领先世界的耕作技术、水利设施的中国，却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脚步。　　

大部分农业地区还停留在肩挑背扛、犁耕镰收的原始生产形式，生产效率低下，农业用水有效利用率只有50%左右，化肥当季利用率和农药利用率仅30%多，普遍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难以形成带动农业的规模经济。据统计，截至2011年，我国农业耕种收的综合机械化作业率为54.5%，农业增长的科技贡献率为53.5%，距离发达国家的68%还有较大差距。　　

除此之外，中国农业现代化还面临“谁来种地”的严峻挑战。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许多地方留乡务农的人群以妇女和中老年为主。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没种过地、也不愿回乡务农，一项调查显示，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的占84.5%，希望在城里定居的占93.6%。　　

“党的十八大和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四化同步’思想，是党和国家在面对世界农业现代化新趋势，针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实际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新时期的农业现代化，除了提升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还要注重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对农业现代化的拉动和影响。”　　

200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曾对新时期农业现代化的内涵进行过全面阐释，即“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郑风田指出，在“四化同步”的部署下推动农业现代化，关键是促进人力资源、科学技术、资金投入、智力因素等从城市向农村回流，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农业科技含量。其中，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是关键因素。　　

在2012年6月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农业科技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明确指出，实现农业现代化，根本出路在科技，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农业教育对现代农业发展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　　

面向未来，我国已经迈进依靠农业科技创新、依靠劳动力素质提升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及推广成当务之急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的领头人，不仅要在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还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粮食产量实现“九连增”，引起了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关注。从2003年的8614亿斤增加到2012年的11791亿斤，我国粮食产量9年共增产3178亿斤，年均增产353亿斤，创造了令世人惊叹的中国奇迹。　　

“在粮食大丰收的背后，科技无疑成为强大支撑。”郑风田说。　　

我国的杂交稻育种推广技术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从1996年农业部启动“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开始，以袁隆平为首的科研团队，分别于2000年前和2005年前实现百亩连片单产700公斤的一期目标和800公斤的二期目标，2011年又达到亩产900公斤的纪录，实现了超级稻育种的完美“三级跳”。　　

记者查阅了自2000年设立国家科技进步奖以来的获奖情况，共有17项成果获得一等奖，其中有15项是关于水稻、小麦、大豆等粮食品种的选育，这充分说明我国在粮食育种方面所做的努力。　　

“然而，除了大宗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育种外，其他品种的自主供给不足。我国蔬菜、瓜果、养殖等产业半数以上品种需要进口。”郑风田还指出，“与现代农业、绿色农业发展要求相比，农业资源高效利用、农产品加工增值等领域的技术成果明显不足，70%以上的先进农产品加工成套设备依赖进口。”　　

在郑风田看来，导致农业科技创新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甚远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科技投入欠账太多。“据统计，2009年，我国农业科研投入占农业GDP的比例仅为0.6%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的比例，也远低于全国科技的平均投入水平。”　　

党中央、国务院已经意识到农业科技创新的价值以及投入的不足。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专门就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作出部署，提出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在事关农业稳定发展的核心关键技术领域、农业现代化的前沿技术领域、农业科技长远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确定一批重大选题，集中资源和力量，力求取得突破性重大成果。　　

农业科技创新成果从高校和科研院所到田间地头推广应用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是困扰当前发展现代农业的另一难题。据统计，我国每年登记的农业科技新成果达3000余项，但转化率仅为40%左右，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比例。　　

青岛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副院长罗小勇分析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受到高校和科研院所科研评价体系的制约，很多农业科研成果距离实际应用还有一段水平，多停留在实验室出来的成果阶段，理论性成果远多于实际应用性成果。　　

“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农业科技推广的领头人，要从制度上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鼓励科学家及企业更多地投入到成果转化当中，将成果转化纳入到对科研工作者的考评之中，建议多评聘一些推广型教授。”罗小勇说。　　

另一个原因则是我国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发展滞后，多数基层农技推广机构近10年没有进过大学生，本科以上学历人员的平均比例不足15%，多数只具有中专或大专以下学历，呈现出人员不足、知识结构老化、现场指导能力弱等特点，远远满足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　　

罗小勇建议，对全国各级农技推广人员的编制进行大幅度调整，特别注重充实乡镇一级推广队伍，根据农民的人数按1000—2000∶1的比例配备农技推广人员，“这一比例既符合我国农民素质相对较低、严重缺乏农科知识的需要，还有利于解决农业院校大学生的就业问题，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充实到基层。”　　

农业现代化核心是培养高素质新型农民

农业教育体系必须进行调整，职业教育要进一步下沉，提高涉农职教吸引力，吸纳农民开展学历教育，大力培养新型农民　　

罗小勇在基层开展农技推广服务时发现，农业生产规模、方式都不断发生变化，但很多农民的生产观念、种植技术还停留在10多年前的阶段。　　

在青岛莱西市，一些种了十五六年草莓的专业户农民，近年来却为自己种的草莓病害不断而犯愁，却又找不到解决方法。原来，这些农民仍然坚持施农家肥越多越好的传统种植观念，而且多使用未曾腐熟的动物粪便。正是由于施肥不科学，才导致了草莓生理性病害的频繁发生。　　

“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关键在于农民素质的转变。核心是培养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没有农民的现代化，就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农业部人事劳动司司长曾一春说。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对农民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掌握种植技术，更要形成市场化的经营管理理念。”郑风田说，“农业教育体系必须进行调整，职业教育要进一步下沉，满足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需要。”　　

2007年第二次农业普查的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务农劳动力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超过55%，初中文化不足40%，高中文化不足5%，大专以上仅占0.2%，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不足10%。罗小勇指出：“在近邻日本，每个县都有农校，招生对象主要以农村孩子为主，多数学生毕业后回家当农民。因此，日本农民整体素质很高。”　　

如何提高农民素质？曾一春建议，要建立和完善教育培训体系，选择务农青年、返乡农民工和新生劳动力进行重点培养，对农民开展学历教育，想办法让真正在农业生产一线、有迫切需求的农民能够享受到受教育机会。　　

近年来，各地纷纷探索培养新型职业农民。2009年开始，河北省创新农村职教办学模式，面向农民开展中职学历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和“新农村建设双带头人培养工程”，大力培养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　　

“送教下乡”推出以后，职业学校在乡镇建分校，设置教学点，把学校办到农户门口，把课堂设在田间地头，教学以生产需要为导向，学生走读、教师走教，使学生不离家门、不离土地、不影响生产，系统地学习中职课程。目前，已有36万在乡从业农民在150多所试点学校、1900多个教学点接受系统的涉农中职教育。　　

兴隆县职教中心的学生王长发在学校的扶持下，成立了“清香核桃合作社”，带动了128户村民参加，现在总经营规模近500亩、年产值可达500余万元。在邢台农校的扶持下，该校学生、内丘县岗底村支部书记杨双牛带领全村人，从过去生产绿色苹果到128道工序生产有机苹果，人均收入仅苹果一项就达到2万元。　　

“事实证明，对农民开展中职学历教育，已成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方式，不仅有效促进农民增产增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现代化，还盘活了农村中职教育，让农村职校真正成为培养新型农民的摇篮。”河北省教育厅职教处处长王晓飞表示。　　

为了增强农村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重要的政策。2006年，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助学金政策，2007年范围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困难学生，覆盖了90%左右的中职学生。2009年，国家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做起，推行中职教育免费，2010年覆盖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012年又扩大到所有农村学生及涉农专业，进一步激发农村青年读中职的积极性。　　

在好政策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农村学生选择留在家乡。山西省高平市南许庄17岁的少年郑自钢毕业后，并没有跟其他同学一样，选择读高中或者到城里打工，而是报考了高平中专的现代设施农业专业，立志当一名新型职业农民。他告诉记者：“我选择留下来，是因为农业正在现代化，以后在农村大有可为。”　　

不过，郑风田却指出：“现在的农村教育体系，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职业教育，‘离农化’倾向相当严重。农村学生不学农业知识和技能，对农村没有感情。初中或职校毕业后，绝大多数外出务工。后备劳动力不想务农、不爱务农、不会务农的现象越来越突出。”　　

郑风田建议，要纠正农村教育“离农化”倾向，义务教育阶段，在现有文化课程外，增设农业技能课程，适当安排农业技能教育，加深学生对农业的感情；同时，针对16岁以上、未能继续升学的农村青年，要有计划地加强培训，为农业现代化留住人才、贮备人才。　　

促进人力资源回流，激发农村内生活力

国家应制定更多优惠政策，吸引有志从事农业的青年返乡，重新构建双重循环回路，以更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农业现代化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马瑞强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这位有着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头衔的青年农民，2010年放弃央企待遇优厚的工作，辞职回到内蒙古老家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带领村民组成水果玉米合作社，当了一名职业的博士农民。　　

近年来，在党和国家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一体化政策的持续推动下，以及大学生村官等政策的号召下，农村生活条件大为改观，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到广阔的农村舞台上一展身手。　　

2008年4月，中组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启动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一项深刻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战略就此开启。　　

从2008年到2011年，全国累计有200多万名高校毕业生报名应聘大学生村官。4年来，全国共选聘大学生村官30万名，目前在岗21.2万名，覆盖全国行政村总数的1/3以上，其中本科生达到66.1%，党员比例达到57%，学生干部26%，教育部和中央部门所属院校毕业生达到16%。　　

这群大学毕业生的到来，正令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面貌悄然发生转变。在重庆，大学生村官谢文鑫自己购材料、布线路，开通村里广播，定期播放音乐、宣传政策，让小村庄再次焕发生机；在江苏，大学生村官张秋香带领群众发展蔬菜大棚，带动全村和周边1000多名农户人均增收3000多元；在云南，村支书助理张学凤积极参与各种矛盾纠纷调解，甚至说服多年的“冤家村”握手言和。　　

“优秀人才，尤其是领导农民发家致富的领军人才的缺乏，是制约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因素。我国农村基本上成为‘抽水机’，大量农村优秀青年通过上大学、参军、打工等形式离开农村，使城乡之间的经济‘剪刀差’变成人力资源‘剪刀差’。”郑风田说。　　

如何吸引部分大学毕业生从城市转向农村，促进人力资源回流，以更优质的人力资源支持农业现代化，成为很多“三农”专家、农业科技专家反思的问题。　　

“目前，全国有各层次涉农教育的院校600多所，每年农科专业招生人数接近20万，但毕业能够到基层农业生产一线服务的人员比例很低。”罗小勇表示，“一方面大学生在城镇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又存在巨大人才缺口。为什么不多出台一些政策，吸引大学生尤其是涉农大学生到农村就业？”　　

罗小勇指出，近几年来，农业部、教育部推出农技推广服务特岗计划，引导农科专业大学生到基层从事农技推广服务工作。不过，他希望力度能够更大。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介绍过传统中国的人力资源双重循环回路，即乡村地区通过科举等方式向城市输送人才，这部分人力资源再通过告老回乡等方式，作为“乡绅阶层”回流到乡土社会，广泛参与到乡村社会的管理和建设中。郑风田建议，国家应制定更多优惠政策，吸引有志从事农业的青年返乡，重新构建双重循环回路，培养一批经营管理人才、种植能手，并给予一定的荣誉与奖励，吸引更多人才留在农村。　　

“对于现在的大学生村官项目，要资金和项目配套跟上去，目前中央以及地方各种涉农项目资金达一万多个亿，能否留出一部分让大学生村官申请。”郑风田表示，“让他们不仅能下去，还能留得住，发挥作用。”

《中国教育报》 2013 年 3 月 13 日 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