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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技术革命与人的发展

湖南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 唐凯麟

多年的学科发展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加强伦理学和相应学科的横向联系，吸收相应学科，特别是教育学、心理学、德育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对于扩大伦理学的视野，丰富伦理学的内容，增加伦理学的活力，是非常重要的。道德教育的对象是人，德育理论是以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把握作为研究基础的。了解当代新技术革命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对于德育工作者来说，迫切而又必要。

思考之前提

人是什么?古往今来，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观点，但始终没有达成认识上的共识。德国学者卡西尔写过一本讨论人的问题的著作《人论》。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人是文化的符号，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的载体。这一观点对我们很有启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经对人下过一个描述性的定义，认为人是永远不会完成的，人永远处在成长的过程中，因而人是一个未完成式。这一定义对我们认识人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和方法论意义。但是，他们都没有回答“为什么人是一个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为什么人始终不能完成，是一个未完成式”。我认为，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马克思曾经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说，人是怎么样，这和他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怎样生产一致，因此个人怎么样，取决于他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又讲了，随着生产的变化，生产者(也就是人)也在改变着自己，不断形成新的品质、新的语言、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新的需要和新的交往方式。我们要研究的是人，这就不能不考虑生产的发展。

当代新技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意味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它必然会导致人也要发生变化。我们在研究人的道德教育和人的德性培养的时候，不可能离开这样一个宏观背景。我们要重视新技术革命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并从这个前提出发来思考当前的道德教育。

说到新技术革命，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第一次技术革命是以机械动力的使用、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的。这一次产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又出现了第二次技术革命。这次技术革命是以电子的发现和电力的使用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开始于上个世纪40年代末。这次技术革命在前两次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进人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次革命是以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计算机的出现、空间技术的出现、生命科学的出现为标志。现在我们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间，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内容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对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有两种发展模式。

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两种发展模式

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发展具有两种不同的模式。一种是适应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新型的创造人，这类人有全新的品质结构、全新的智力结构、全新的审美结构，他们意志坚强，发展全面，能够独立地管理自己的生命活动，自觉地意识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自己的地位和使命，自觉地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服从人类共同的崇高的理想和目的，并在这个过程中去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和创造办法。简单地讲，这类人是具有高度的智慧、高尚的品格和健康的审美情操的创造型人才。与此相对应的，还有一种人的发展模式。这类人在社会上消极沉闷，具有遵从意识，没有高尚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需求，对生活抱着一种消费主义的态度，沉浸在庸俗低级的生活方式中间而不能自拔，我把这种人称为消费人或享乐人。享乐就是他们人生的最高目的，他们为了享乐失去了作为人的本质特征。这是一种违背了新技术革命发展的要求的畸形发展的人。

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是因为新技术革命的社会效应具有双重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既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创造力，同时又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力，它给社会和人的发展创造了无限美好的前景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能够毁灭整个人类生存基础的潜在威胁。因此，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变得十分严峻。

西方学者讲，责任范围的不断扩大是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一个“重大的理论主题”。新的科学技术既能造福人类，又能毁灭人类，这是事实，但人类有选择发展哪种技术的自由，既然如此，人类就应该承担责任。责任与自由决策的能力、自由决策的范围紧密联系在一起。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的社会责任问题越发重要，这种社会责任和过去不一样，它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集团、某一个阶级的社会责任，而是全球面临的共同责任。当前，全球面临着五大危机：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人口危机。这些危机不是用钱就可以解决的。再者，社会责任的指向已经不像传统社会那样对过去负责，也不像工业文明、机械文明那样对现在负责，社会责任已经指向未来，人类必须要面向未来，对未来负责。

社会发展呼唤“创造人”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生产的方式来看，一个重大的变化就在于生产方式越来越智能化、自动化。这种变化给生产者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要求生产者能够具有更高的心理上和道德上的可靠性，具有新的品质。如果一个人没有上述品质，当他面对高功能、高强度的生产时，一旦生产出现故障，他就很难判别方向，排除故障，就可能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就是一个例子。所以，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大趋势》里面讲，意志坚强、灵活应变、敢于负责已成为现代社会对人的新要求。

从产品结构来看，劳动产品从其本质来说是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哲学上叫做对象化的活动。比如说桌子，它就是木匠的劳动技能、劳动经验甚至是劳动态度的反映。任何一种产品，不管是精神产品还是物质产品，实际上就是人的精神力量的一种对象化。这种对象化的方式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意义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像传统社会：工业文明那样，只是把个人的劳动、个人的精神力量对象化，而是首先把科学知识对象化。这些科学知识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某一类人智慧的结晶，而是科学家、工程师、工人这样一个集团合作的结果。产品对象化的方式日益集团化，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在市场上看到很多多功能的产品、综合意义上的产品。比如说牙膏，过去牙膏生产只涉及化工、机械、牙科，但现在我们出现了药用性牙膏，这就涉及药学。至于大的工程，像美国阿波罗登月工程，则集中了两万多家企业、200多所高等院校、80多个科研机构的力量，参与人数超过了30万人。这就说明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认识的主体在发生变化——越来越集团化。

从产品消费来看，消费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人们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这就要求人们把不断提高的消费能力变成促进自己全面发展的一个有效手段。消费是什么?消费实际上就是人再次生产他自己的一种方式。“我”消费了粮食，通过新陈代谢，旧的细胞死亡新的细胞诞生，就把“我”再次生产出来了。所以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反对消费，马克思主义认为，提高人的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是促进人的个性形成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这必须是生产性的消费。马克思说，一个人生产一个产品，消费了它，是在塑造自身，是作为生产的消费。如果把消费变成一种为消费而消费，变成一种终极的目的，那就会玩物丧志乃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从而丧失自己作为人的本质。

所以，从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劳动方式、产品对象化的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来看，在当代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我们必须努力地造就和培养具有全新的智力结构、品质结构、审美结构的创造人。

社会进步拒绝“消费人”

维纳在他的另外一本著作《控制论和社会》里面讲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既对善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又可能对恶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新技术革命产生的双重的社会效应，为一些人把生产和消费、劳动和享乐完全分开提供了可能，而这又为人的另一种发展模式提供了依据。一个日本学者曾说过，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计算机的出现，导致人思辨的能力以及计算的能力不断下降。由于通讯工具的发展，人们以往的书信交往被电话、网络聊天等方式所取代。虽然现代通讯手段大大缩短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但却导致了人的语言能力的消退。网络的出现，网络媒体的发展，使人们回家之后“各司其职”，有人看体育，有人看文艺，看完之后睡觉，家庭的关系冷漠了、疏远了。

科学技术的双重效应只是为消费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有一个社会制约的问题。因为科学技术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单一的领域，它不像西方有些学者讲的，现代社会是技术统治的社会，一旦科学技术发展了，社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科学技术总是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政治制度以及支配它的价值观的影响，它总是要受到社会的制约，这就造成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强烈的定向性。所谓的科学技术不过是人把对客观世界必然性、规律性的认识用于生产的活动，而这往往是由社会的决策集团根据社会的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利益来组织的一种定向活动。一个社会发展什么技术、淘汰什么技术、支持什么样的技术，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抉择及其所制定的相应的政策。社会制约性把科学技术双重的社会效应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

德育及其理论研究不能离开当代新技术革命这样一种前提，我们必须从这个视角出发来看待问题。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必须构建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邓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一理念不纯粹是站在国内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更是从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出发来考虑问题的。现在西方提出了“人的革命”的问题，我想这也是我们德育工作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文见《新华文摘》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