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学术活动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张泰青副司长在“新形势下宏观教育决策服务的新挑战与能力建设”专题论坛上的发言

教育宏观管理对决策咨询服务的新要求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张泰青

首先表示感谢，感谢国良院长的邀请，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跟诸多专家在一块讨论问题。这是一种相互之间的思想沟通，相互之间的头脑风暴。再者，上海教科院与我们长期紧密合作，上海教科院实际是我们一个思想库，是我们的智库，是我们日常行政所需要的一个研究工作的扩展的机构。没有这样的研究机构，没有这样的智囊库，我们很多工作都寸步难行。今天参加这个论坛，我的理解是务虚加务实，或者说虚实结合。我想主要结合分管的工作谈一点想法。

今天要谈的题目简单说可以归为两个字——结构，如果加上动词就是优化结构。十八大高度关注民生建设，把教育放在了民生建设非常突出的位置。我们在历次文件中都有这样的话，党和国家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核心词“优先发展”什么意思？我理解是两层意思，第一是重要性，第二是前瞻性、科学性。

教育的核心关键词是质量，公平，落实到高等教育上就是五句话：“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办出特色，促进公平”。结构这个词实际上不是新词，是老词，我分管这块工作以后，跟上海教科院交流最多的，谈得最多的还是结构。规划司在若干年前委托上海教科院智力所做了一个关于优化结构的课题，那个时候可能更多是侧重于布局结构。今天再说起结构的问题，要落地的话还是人才培养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央提出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发展方向需要转变，所以人才培养结构肯定要调整，要有前瞻性，因为今天培养的人才是明天用，所以教育如何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结构性的问题尤为突出，结构优化或者调整的任务尤为紧迫，而且难度又高，要从产业结构调整去得到信息，去理解发展的趋势，同时某种意义上又要超越这个趋势，因为要优先，要有前瞻性。所以这个任务非常难，压力也非常大。结构调整大概涉及区域、层次、学校、学科和专业的问题，但得有一个抓手，从什么地方切入，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比较谨慎同时也比较苦恼的问题。

结合我自己的本职工作，谈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体制机制的创新。可不可以说，一个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背后肯定是有体制机制的问题。国良刚才说的决策服务系统实际是一个手段方法问题，我们也期望通过手段方法带动机制的建设。规划司是一个综合司局，有三个角色，第一当参谋，第二规划师，第三工程师。我们不能包打天下，但不可以不从整体全局去考虑问题，同时工程师还得有一个具体的抓手，具体的着力点。体制机制的问题应该说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所以确确实实要在体制机制上做一些文章，考虑一些事情。李克强副总理11月21号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有一段讲话非常精彩，我个人理解三层意思，第一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第二改革必须要有顶层设计，同时又要尊重基层的创新精神，要尊重基层的实践；第三改革要做好增量文章，引导正确的利益预期，又要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规划，有些改革可能会有局部短期的阵痛，但是长远是有利的，对广大人民群众是有利的，就要坚持。动现有体制机制，某种意义讲就是动人家的奶酪，就是动存量，但是这东西不做不行。

现在的2011协同创新计划，背景和意图是我们要科技创新，真正能够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但同时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种体制机制的探索，或者说它背后必须要有体制机制的探索。但这些事情怎么做好，还希望智库能给予研究和考虑。可能我们的力量不够大，但是在思想上开个天窗有亮光照进来就是好事。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政策的研究和制订。如果政策是正确的，可以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如果这个政策是错的，它就不仅仅是事倍功半的问题了，借用李克强副总理的话说，如果因为政策的失误形成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可能是影响长远的、呈几何倍数放大的损失。所以作为行政部门不可以没有智库智囊的支持。鲁昕同志在教育部学习十八大精神党组扩大会议上发言，对我分管的工作提出这样的要求：认真研究2012年高等学校招生计划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今后招生计划结构性调整的政策措施。根据各地产业发展和社会建设需求，科学合理地安排计划，落到扩大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紧贴专业人才培养工作。目标提得很明确，方向很正确，现在问题是要怎么落地，它的落脚点是什么。我想主要是解决好两个或三个关系的问题。

第一是本科和专科的招生计划的比例问题；第二是高水平学校和一般学校，或者说条件质量差的、趋同性强的、特色不鲜明的学校之间的关系。范围再小一点，就是要考虑地方的诉求，考虑中央高校的规模与质量的关系。这些关系本身都是结构问题。我们之前曾经尝试跟上海教科院研究过能不能基于学科和专业做一些招生计划的指导性安排，企图尝试跳出教育看结构调整的问题，这是结构调整的一个方面，从道理上讲是结构调整的比较实在的着力点，但是现在看因素比较多，很多事情看不清楚怎么办，没办法，又回到教育内部来看教育。这三个关系怎么去看，怎么往下做，我们有机会还是想听听智囊智库的意见。

第三个问题是统计分析，这是决策的基础。目前所做的工作归纳起来是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是数据库的建设。我们跟上海教科院，跟中国教科院合作，我们建了一个数据库，有全国2856个县市区、330地级市、31个省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教育的数据，同时还有一些国际组织如OECD、世界银行等的数据，这些数据库的建设现在应该说还是比较扎实的。第二是决策系统。目前这一系统虽然是一种手段问题、方式方法问题，但基础是思想方法和思维方法，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带来一些机制上的变化。第三是数据质量监测的制度建设。现在库有了，数据有了，库的架构有了，手段也先进了，数据质量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这个工作非常好，非常扎实，但是现在数据质量的问题又提出了更高、更急迫的要求，所以我们专家队伍建设，数据队伍核查，机构代码、人员代码的建立等一系列工作都为了确保数据质量。

当然统计还有一个分析的问题。我们现在要关注OECD的指标体系和它的分析方法。我们之前与UNESCO合作的比较多，但UNESCO关注更多的是公平，中国教育发展到今天，公平依然是主题，同时还要更加关注质量。所以希望我们的智库——上海教科院，包括中国教科院等在这个方面做一些探索，分析OECD国家的教育质量和结构。如果可能的话，将机制和政策绑在一起考虑，在实际研究中关注、分析一些典型的案例，看看他背后的机制是什么样的，它的政策取向是什么样的，它的实践状况是什么样的。因为中央的政策一定是来自于基层的实践。

最后，还是要对上海教科院表示感谢，你们既是我们的智库、思想库，也是我们行政工作中带有研究色彩的一些工作的延伸。感谢上海教科院对我们发展规划司工作长期的支持，同时也希望我们在如何优化结构这些问题上做一些更加大胆的研究或尝试。